如何看待河北高考？

如何看待河北高考？

笔者也是河北出来的考生，对这个问题也想了一些年，而且一直没有见到非常完整叙述和论证这个问题因果由来的文章，但这个问题下的一篇回答吸引了笔者：

那就是@星锤兔55 答主的回答：

这个回答的核心论点是：

如果把模型换成一个社会的话，河北教育的本质，就是狭小市场里的畸形的工业碾压，无政府干预的大资本垄断，超快速地抢占市场/大规模扩大影响范围，以及造成的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中的核心逻辑是：

超级中学本质其实是超级工厂。从自身资源优势出发，收割优质材料（优等生），然后用工业化的高生产力，快速碾压其他 农村学校的“小农经济”、小城市小学校“手工作坊”，并由新的产品优势（优秀的高考成绩，低进高出的个体现状），快速抢占各种渠道和资源、收割上游供应商（生源），超快抢夺市场且大规模复制（超级中学的自身扩大招生和开办分校，还有模式被其他中学学去）。进行一个大循环，继续完成新的收割和碾压。但由于市场过于狭小（全省录取只看排名），只能玩自我内部资源再分配，在宏观上经济收益上接近于完全没有。对于整个省，则造成了经济局部火热（超级中学碾压了其他地区的）、其他区域大面积萧条（其他地区的教育凋敝），整个省的整体状况一直在往下走。同时产生

从结果上来看，会有具体的地区和高中受益，具体的一批教育领域的相关者受益，但是往上宏观层面整个地区整体利益受损，往下微观层面具体的学生利益受损。

实际上，这种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恶性内卷”模式，是一种将“组织力/执行力”用来刀刃向内恶性抢夺自己人的模式，这种模式不可能激发任何本质性的创新活动，其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地区陷入囚徒困境和负和博弈以及无止境的军备竞赛。

需要说明的是，衡中模式/河北模式本质上不可能给河北增加高考的录取指标，而最终又造成整个省不得不陷入猜疑链条和无止境军备竞赛的恶性螺旋中，最终结果是多输的局面。

笔者在最近一年与知乎上的 @菜头会飞 辩论唐代藩镇问题时，曾思考过一个现象，那就是：

河朔藩镇（尤其是魏博镇）的运作逻辑，和衡水系的运作逻辑非常相似。

两者的相似之处，都是收割优质材料（优等生/能打的武人），然后用军队级别的战斗力，快速碾压其他“小作坊”（乡镇学校/团结兵/起义的百姓），并由新的产品优势（高考成绩/核心的牙兵），快速抢占各种渠道和资源（超级中学会抢优质的学生资源/藩镇节度使会直接控制各地的官吏）、收割上游供应商（生源/老百姓），超快抢夺市场且大规模复制。

但由于市场过于狭小（全省录取只看排名/魏博镇根本打不到境外），只能玩自我内部资源再分配，在宏观上经济收益上接近于完全没有（甚至是负向的，毕竟养兵尤其是养活非常巨量的不事生产且无法打赢外仗的兵员非常消耗资源）。对于整个省，则造成了经济局部火热（超级中学碾压了其他地区的/节度使-牙兵控制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政治中枢）、其他区域大面积萧条（其他地区的教育凋敝），整个省的整体状况一直在往下走（河北地区的经济地位在经历过藩镇割据以后一落千丈，再也比不上南方）。

《旧唐书》记载：“（田承嗣）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此外， @星锤兔55 答主的回答提到：

由于这种畸形的功利与畸形效果，“社会”层面极其冷漠，在学校的时候的冷漠上面已经说了，就不多说了。毕业后其他省份联系最多的反而是高中同学，而河北，除了大一时候高中普通同学会多说几句，后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丢失了感情，只留几个关系最好的朋友还联系，完全丧失了“普通同学关系”，甚至比不上时间更久远的初中同学。联系多的前提是有着共同的美好回忆，但对于河北学生来说，既没有回忆（连体育课都给你占了，课外活动更不要说了），也不美好（自不必多说），甚至都是痛苦。

这种现象，和衡水系高中所采用的管理模式密切相关，在这种管理模式的压迫下，体育课是几乎不会上的，团队合作是很少见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提防心理往往较为严重。

而这又让笔者想到了魏博镇的囚牢式统治模式。

元稹在为田弘正所作的墓志及德政碑中亦说，弘正之前，“魏之法虐切疑忌，诸将以才多死者。”

又称:“先是诸将之外有权者，莫不拘劫妻子以为固;四方之来聘问者，莫不防碍出入以为密。士吏工贾，限其往来，人多惧愁，稀复会聚，至是(指弘正任帅后)皆旷然矣。”

（以前，田氏对于在各位将领之外握有兵权的人，都要扣押他们的妻子儿女作为固守据点的手段；从四面八方来访问的人，没有谁不被阻挠出入作为保守秘密的手段。对士人官吏、工匠商贾，限制他们的往来，人们大都害怕忧愁，很少再聚会，到这时(指弘正任统帅归降唐朝后)，都放宽了。)

宪宗在田季安死后意欲经营魏博时，李绛说:

凡河南河北叛涣之地，事体大同，惧部下诸将有权，恐得便图己，各令均筦兵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敌权均，为变不得。若广与诸将计会，则必谋泄不同;若一将为变，自然兵少不济，以此相制，先动不得，此是贼中之制置，于事为便。加以酷诛重购，故无敢发意者。

（凡是黄河南北叛军所占据的地方，事情大体上都是这样，叛军将领都害怕部下诸将掌握兵权，恐怕一旦有了机会他们便图谋自己，所以命令他们平均管辖兵马，不让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使力量相当，权力均等，他们就不敢图谋变乱。如果有将领广同各将领商量计策，那必然因意见不合而泄漏机密;如果—个将领图谋变乱，兵少也就成不了大事。用这样的办法互相制约，谁先动手也不得逞。这是叛贼内部的一种控制手段，对他们拥兵自重的进展是有利的。再加上叛贼对部下残酷诛杀，重赏告密的人，所以部下没有人敢萌生变乱之心。）

笔者发现，田氏对魏博镇的统治，像一个监狱长管犯人一样，从将领到士卒到农民到士人官吏、工匠商贾，基本都被控制在他们统治的囚牢里。

更耐人寻味的是，魏博镇和衡水系模式所带给军人/学生的心理问题可能也有相似之处。

晚唐五代有许多士兵哗变现象，但其他藩镇的士兵哗变更多是要钱，而魏博镇的士兵哗变，不仅要钱，而且动不动就要杀节度使全家。

这种哗变背后恐怕有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存在。笔者看到 @星锤兔55 答主的回答后，发现了一个事：高中时候，很多时候，你压力大没人管你，你哭诉努力无效，对方“我也是啊”。冷漠，极度的冷漠，在超级中学的高三，崩溃哭泣的人并不稀奇，你找同学哭诉，同学忙着做题没空理你，跟老师哭诉，老师正在着为提升整体成绩焦头烂额甚至处理那边跳楼的人呢，谁有功夫管你这种轻微心理问题？

高三的时候，有的人哭了跟你一个人说两句他压力很大，努力也没有效果，另一个人会给他多少同情？以我的经验来看，另一个人顶多递给他一张纸，平静的跟他说，别哭了，我努力也没有效果，而坐在边上的人大概率理都不会理，装没听见，接着做题。如果一个人高三频繁的跟另一个不太熟的人哭诉自己努力换不到效果，以我的经验看，对方虽然也会安慰，但大概率心里会极为烦躁。而其他看到的人，只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矫情。至于严重的话，当面阴阳，甚至集体孤立，这个大家也见过吧。

你倦了，只能自己憋在心里。“在高中时期，你的心理活动是这辈子最多的”，这句话是我原创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众所周知，憋在心里的事太多，就会出问题，在河北模式下，大家心理或多或少都被事情压着，所以出问题的比例非常大，虽然很多人都强装没事。毕竟一有事家里人着急上火，相隔千里还见不到你让家里人干着急，让周围人知道了周围人会觉得你矫情，老师知道了会觉得你脆弱，跟好盆友说又担心影响对方状态对方也很难受很忙啊，所以就憋着呗。

心里压着事，也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慢了，就跟不上进度，就会滚雪球，甚至雪崩。只能豁出命来去玩命追，追也追不上，还不敢停，心里事变得更多，于是周而复始。

受不了的，就摆烂，躺平。再狠的，行尸走肉一样机械的服从学校的时间表，像丢了魂一样。再狠的，休学转学想不开。

而魏博镇的这种囚牢式统治，对军士心态造成的影响可能也类似于此，在这种环境下，人的心理活动会非常频繁，憋住心里的事会非常多，一旦出现变局，很容易以极为残酷暴戾的方式彻底爆发出来。

另外， @星锤兔55 答主的回答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衡水系教育模式是否真的有利于“社会流动，穷人改命”。

教育发达市的农村孩子，有更多的机会上好大学，是发达地域与落后地域差异促成的，无论有没有“河北模式”，这一现实都会存在。在我在石家庄上高中的时候，有很多石家庄市的贫困学生非常感激“河北模式”，认为没有“河北模式”，他们就没有机会考上好大学了。但事实是，在没有“河北模式”的其他省份，难道不也是“教育发达地区的贫困学生比其他市的贫困学生更容易上好好大学”？

教育发达地区农村孩子县城孩子上超级中学容易点，但我们讨论河北教育是否让更多的穷人家孩子有机会上好大学的时候，到底应该把范围限定在了石家庄还是整个河北呢？那么问题来了，从全局上看，河北的教育到底是成就了更多农村孩子还是扼杀了更多穷人家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机会呢？

笔者也认识不少河北的朋友，这些朋友从农村出来也考上了很好的大学，但他们更多是凭借自身的努力，即使没有衡水系的教育模式，他们同样会用功，同样会刻苦学习，同样会取得好成绩，毕竟高考比的是排名，把全省的分都提上去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

研究者张天虹认为河朔藩镇的“社会流动性强”，但这同样值得推敲。如果河朔藩镇真的能让无数人逆天改命，那应该是河朔藩镇一统天下，河南山东四川江南的才子集体涌入河朔涌入魏博，而不是魏博以及河朔的士子涌入南方涌入汴梁。

事实上，河朔藩镇最大的得利群体是牙兵们。而牙兵是个什么样的群体呢？是一个彻底的军事特权阶层。

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兒戏，如 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威惩其往弊，虽以货赂姑息，而心衔之。

@星锤兔55 答主的回答提到：

河北模式起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且确实符合小区域、小群体、部分学校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做出了成绩，但是从全省的宏观视角来看、从学生个人的微观视角、从其他地区的视角出发，显然反过来，所以当时促成这件事吧，是非功过也不好说，但显然后续全省开始一起内卷这件事，发展过于畸形了。目前的趋势也是想逐渐的解决一些问题，部分取消跨省招生、禁止掐尖等措施来看已经初显成效，但这显然是个长期的过程。

其实对河朔藩镇（尤其是魏博镇），道理也是类似的，魏博以及河朔藩镇的割据，符合的是安史叛将和安史余孽的利益，但显然违背整个河北地区的利益，而且后续愈发畸变，对河北地区及河北社会又造成了更大更深的次生伤害，这是一个极为畸形的毒瘤。

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非常复杂，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了五代乃至宋以后的社会形态。

藩镇割据的核心逻辑是，安史之乱残余的藩镇节度使们出于对抗朝廷的需要（最典型的是田承嗣），在各州内部疯狂征兵，进而使得军队数量飞速膨胀，一个镇要供养的军队几乎达到了十万级别。而参军以后这些兵又能不事生产，让其他农民供养。这就把许多藩镇兵的利益和节度使的利益绑定了起来，进而形成了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毕竟，如果参加藩镇兵就能当大爷人上人让别人供养着，那一定会有人趋之若鹜，这也构成了藩镇凝结核的核心。

当然，当兵以后待遇高是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很多时代都有的，但藩镇兵的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人上人是有限的，而且不事生产的人越多，社会其他人供养这些脱产军人的代价就会越大，而且耕种生产的力量也会越少，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为了打破恶性循环，就需要不断进行对外扩张，要么是抢到更多的土地，要么是征到更多的兵员。

但田承嗣李宝臣这些人和高欢宇文泰曹操并不一样，他们更多是想割据一方向朝廷要价讨好处，本身没那个能力去推翻朝廷，更没有那个意愿去塑造新的秩序，当然更谈不上去对外打下来契丹奚族渤海的土地了。

因此这些出于向朝廷要价来维持自己地位的兵，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消耗品，成本必然会远大于产出，而且河朔藩镇在初期那几个节度使去世以后，河朔藩镇本身更没有能力去对外扩张了。

那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即：当兵可以当人上人，那么就会有人趋之若鹜，但这样就会造成不事生产的人越来越多，从事农耕生产的人身上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要供养的人更多了干活的人更少了），进而造成更多的流民。

这些流民之中一部分又会进入藩镇兵，进而形成一种滚雪球的状态，最终军队就会成为某种“流民制造机”。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藩镇的牙兵与团结兵等的待遇地位差别也越来越大，毕竟人上人的比例始终是很低的，而最“人上人”的牙兵也愈发骄横，最终招致被整体消灭的命运。

而藩镇割据对河朔地区的影响是，河北再也不是国家的经济重心，大量的人才逐渐流出，流到河南以及江南一带，河北从唐前期绝对的经济重地到被其他地区超越。不要说和江南相比，就是和河南相比也逐渐落入下风。河朔藩镇割据上百年，也恰恰是宣武军崛起的时期，后来汴梁的地位愈发升高，最终成为五代北宋时期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地。

此外，藩镇割据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是更为隐秘而深远的。

这种畸形的军队体制进一步刺激了更多的人放弃劳动当游民，剩下劳动者承受的压力越来越高，整个社会不事生产的风气愈发严重，最终导致游民化，投机化，依附性强，等靠要心理严重。

这种社会氛围下，国家崛起又从何谈起呢，战略外交又谈何展开呢。

因此，晚唐的藩镇兵，不要说和东晋南朝时期的北府兵以及西魏北周的府兵还有鲜卑的部落兵无法相提并论，就算是和后来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都无法相比。哪怕后梁都做到了“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先不说朱温的人品，至少后梁这种“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并不断向外开拓的模式是可以持续的，而且民生和社会经济也可以得到保障。

即使后梁灭亡了，后面的后周也依然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最后引述一下论文《唐后期河北地区人口流动与藩镇社会——以普通民众为考察对象》中的一些段落。

其次,沉重的赋税也是造成河北地区民众流动的重要原因。 经过与中央政府几十年的对抗,河北藩镇终于在穆宗时期完全确立起了割据的地位, 即河北藩镇节度使父死子继的继承原则和节度使在 藩镇之内擅属官吏、私收税赋的自治权利得到了唐中央政府的认可。

这种地位的确立,使得河北藩镇实行的那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主征收赋税的赋役体制得以贯彻和加强。

从税收原则上来讲,德宗时期唐中央颁布的两税法仍然是河北藩镇制定征税方法的基本原则,但从征税的标准来看,又并未严格遵守夏、秋两季征收的标准,“违法聚敛……争榷率、征罚以为军资,点募自防” 的现象非常普遍, 因此从整体情况来看,河北藩镇的税收体系呈现出了一种“以两税法为基本征税原则,随时根据战争需求或藩帅意愿进行调节” 的特征,在具体运作方式上,“田赋则一般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礬专利惩罚严峻,酒醋专卖,及于曲糵,货物的进出则在 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

按一般道理来讲,由于节度使取得了所管镇内的一切权利,而且其出身又多为本地人,既对本镇情况有着较为实际的了解,又与本镇有着深刻且一致的利害关系,因此不至于出现疯狂敛财、竭泽而渔的情况,但从史书所记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受到供军、官俸、进俸、赏军等需求的影响,河北藩镇节度使又不得不以聚敛钱财为事,而忽略了治内百姓的承受能力。 其中“供军”一项在藩镇财政支出中占据了较大份额,据张国刚先生推算,“唐后期平均每个士兵约需二十余贯的经费,高者二十四贯,低者亦不下于二十贯” 。

而唐后期河朔三镇每镇的军队数量长期维持在七万左右,最高时甚至可达十万,据此 简单计算可知,河北藩镇为了维持这支军队所需要的军费则可高达 140 万贯左右。 而且除了这部分正规军———即所谓“官健”以外,河北藩镇还组织了大量的“地方民兵”,即所谓“团练”或“团结兵”,在藩镇内部的防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地方民兵 “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 ,虽然在个人粮饷方面远比不上“官健” 的水平,但由于人数众多,因此所需军费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额。

此外还有官员的俸禄,紧急情况下的赏军费用, 节度使个人的耗费等,也都是藩镇财政需要承担的大笔开支,这些费用共同构成了藩镇财政支出,节度使为了保证这些费用,只能是在自己的镇内对百姓进行搜刮,而且其程度往往达到了民众不能承受的地步,如在刘稹节制泽潞时期,押牙王协为了搜敛民财,“请税商人,每州遣军将一人主之,为名税商,实籍编户家资,至于什器无所遗,皆估为绢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值,民竭浮财及糗粮输之,不能充,皆忷忷不安” ,在如此情况之下,众多民众也就只能通过逃亡以躲避赋役了。

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也造成了唐后期河北地区民众的流动。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 后,必有凶年” ,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及随后持续多年的藩镇战争,对河北地区的水利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据阎守诚先生在《唐代的农田水利建设》 中的统计,唐前期北方地区(包括关内、河南、河北、 陇右五道) 共有水利工程 127 项,其中河北一道便有 56 项,居唐诸道之首。

而到了唐后期,由于战乱的破坏,河北道的 56 项水利工程只剩下 6 项,在损失程度上亦为诸道之最。

由于水利设施的损毁,河北地区的河流在控制水流、调节水量、蓄洪泄洪等方面的功能变得异常脆弱,因此,唐后期河北地区的水灾爆发相当严重。 根据陈高佣等人编著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统计,从安史之乱结束至唐朝灭亡 的 143 年间,河北地区有记录的各种自然灾害共计 23 次,其中水灾就有 14 次,黄河、滹沱河、易水等主要河流均发生过较大灾害,每次灾害都对当地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幽、镇、魏、博等州大雨,“易水、滹沱横流, 自山而下, 转石折木, 水高丈余, 苗稼荡尽。” 贞元八年(792),自江淮及荆襄、陈宋,至于河朔四十余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余人,时幽州七月大雨,平地水深二丈,莫、涿、冀、檀、平五州,平地水深一丈五尺。”

开成元年(836 年)七月,镇州滹沱河溢,损害庄稼无数。 除水灾以外,旱灾和蝗灾在河北地区也相继发生,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文宗开成年间(836—840) 连续五年发生蝗灾,镇、冀、易、 定、魏、博、沧、景等州皆成灾区,“蝗食稼,至于野草树叶皆尽。” 在如此严重的灾害面前,普通民众家庭仅凭自身的抗灾能力是无法承受的,为了度过难关,只好依靠政府的救济或是四处乞食为生,但唐后期河北地区藩镇与唐中央的对抗关系,又使得无论是来自中央政府还是来自本镇节度使的救济都很难及时、有效的到达,因此,四处乞食便成了普通民众应对灾难的首要选择。

人数众多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选择从军不仅保证了河北藩镇的军队数量,而且增强了河北藩镇的社会基础。

杨志玖先生认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于割据军阀的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 ,这些人如何成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呢? 笔者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士兵背后所维系的家庭。 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户数来看,元和年间魏博 镇有户数 77498 户, 成德镇有 63604 户, 泽潞有 26059 户,而三镇当时的兵数分别为七万、五万和两万,兵户比例几乎接近了 1:1,达到了一户养一兵的程度。

如前所说, 河北藩镇的士兵主要来源于藩镇内部的编户农民和破产农民以及无业游民,因此河北藩镇如此高的兵户比例也反映出拥有士兵成员的家庭在河北地区的社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尽管河北地区的民众通过从军完成了身份上有农民向职业军人的转变,但他们并不会切断自己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反而是依靠从军所带来的收益维持着家庭的生计,因此每一个士兵所代表的都是一个拥有数口之家的家庭,职业军人集团并非独立于河北社会之外的独立军团, 而是具有深厚社会根基的地方力量。

另外由于河北藩镇确立起割据地位以后,将民众的迁移控制在了所管藩镇之内,因此也导致了藩镇士兵多来源于本地区之内,此种兵源上的本土化趋势也导致了士兵并不热心本藩镇外的事务。 甚至反对藩镇节帅和将领参与对外事务,为河北藩镇在唐末五代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