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何时开始闭关锁国？

德川幕府何时开始闭关锁国？

“锁国”一词是针对“开国”而来的。此词在日本，登场于1801年荷兰语通词（翻译）志筑忠雄所译Engelbert Kaempfer之《日本誌》（De Beschryving Van Japan）（1733）。这“锁国”一词针对的是在“禁教令”之后至今（1800年代）的日本外交实态，参照的对象是西洋人Engelbert Kaempfer笔下的欧洲。但日本真的“锁国”了么？

长崎开了针对唐人（清帝国及东南亚华人）与荷兰人贸易的口子，对马藩管理朝鲜贸易、松前藩则负责对虾夷及西伯利亚地区居民的经济往来。当然，还有事二主的琉球一地，也是一个贸易中转站。可见，江户日本正模仿着其西邻清帝国达成自己的“朝贡册封”体系，而这套体系以清帝国为大圆心，而以日本为小圆心，和平地相处了近300年。在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里我们就是日本学习的楷模——对清帝国，避开政治上不必要的冲突，（丰臣秀吉曾一度挑战过明帝国，然后下场如何？）而以经济互通，所谓“通商国”。而对荷兰，则如日本国内大名一般隔年向江户幕府觐见，是为“通信国”，有外交关系。一言以蔽之，能守江户幕府规矩的，就按幕府规矩来，我们建交还可互市。若是守清帝国规矩的，你们守好你们的规矩，我们不建交（因为你们是从属清帝国册封体系之下的国家），但是做生意，我们不反对。

西川如见在1708年出版的《华夷通商考》中，将当时的世界分成日本、中华、外国与外夷。除了日本以外，将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的国家一概划为“外国”，以与欧洲人的“外夷”区别。“外国”则“虽处唐土之外，然服从中华之命，用中华之文字，并三教通行之国也”；而“外夷”则“与唐土不同，皆横行文字之国也”。（《增補华夷通商考》卷三，《西川如見遺書》，西川忠良编辑、出版，1899年）所以，日本对国际环境的认识是基于东亚海域的国际圈的，在这个国际环境中，大家都以汉字为文化基础，互以交流。在政治架构上则避免冲突，但尽可能的通过“通商”来达到经济互惠。而这种外交构思的精神，又以儒家之“礼”为内核建立着。1795年俄罗势力南下，幕府对这个陌生的国度采取了保守的回避政策，1807年原老中松平定信在被幕府询问意见的时候，曾经主张在宣示了日本的“威武”后，允许俄罗斯的通商请求，并且认为“虽一方开始，诸蛮夷亦当寄以希望，鲁西亚（俄罗斯）之地邻近朝鲜、琉球、则理当获允”。其晚年更写道“蛮国遵信义之甚，亟以起非礼之兵为耻。若起非义之兵，则可谓难立玩过之道”。与一国交往并非小事，与清帝国及荷兰的交往成为了江户日本对外交流的模板。

所以，“锁国”是相对西欧诸国之交往来说的，而在东亚的国际环境里，江户日本勤勉且小心地学习着西邻清帝国的体制与政策（通过大量汉籍的进口啊！），并努力构建自己的外交框架。其目的是在于免除不必要的兵燹之灾，并同时可以通过“互市”之策获利。乾隆帝在1793年对马尔噶尼的那一出，不也正是如此么——东亚自有东亚的规矩，你要来玩我们的游戏，就要守规矩。但洋人不干啊，你们得跟着我们玩，最后甚至撕破脸皮用了西欧的国际规矩硬生生地砸开了东亚朝贡体制的口子。而到这个时候，让幕府最矛盾的危机终于出现了，东亚秩序大变，祖制守不守？不守？幕府威信丧失，各地造反。守，隔壁老大哥都栽了，我跟着一起陪进去？于是日本的政治舞台上，公家、商人、雄藩、保守派、改革派，这个变，那个禁，走马灯似的轮换着，1853年黑船来航到1868年的幕府下台，短短15年幕府就倒在了时代的车轮下——丢掉了东亚国际秩序之“礼”，捧起了西欧强权政治下的“国际法”。而隔壁的老大帝国还苦苦支撑着快要支离破碎的东亚秩序。

而到了这个时候，在绘制明治新国家（现代国家）的政治家手里，“开国”一词就与“先进”、而“锁国”一词便和“落后”挂钩了，殊不知在之前的15年风潮中，有多少那些架着西洋服饰的明治人，在自己还着和服的时候，以“开国”（卖国）之罪名狠狠地倒着，放弃“锁国”政策的幕府呢。

综上所述，因为现时学界还在争论近世日本是否有过“锁国”实态，所以无法正面回答题主问题。若按二代将军秀忠肇始的基督教“迫害”，可算是“锁国令”之原因，而最终此过程大成于三代将军家光一朝。具体可参见

所搬运的百度及维基内容。

P.S.文中多处引用了我师张翔教授的论文，在这里留其出处供各位参阅：

张翔，《隔离的政治体和共生的文化圈——日本近世后期的儒学官学体制化和东亚海域的交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中华书局，2011年，第155-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