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为何“焚书坑儒”，又该如何评价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件事？

秦始皇为何“焚书坑儒”，又该如何评价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件事？

问题下有知友说，当年咸阳朝廷辩论时提出再分封论的儒生，其实是一伙六国贵族的走狗、是奴隶主贵族实行复辟阴谋的马前卒。

这个说法其实很有意思，如果按照“谁在秦朝廷提分封谁就是搞封建制复辟”的标准，那么秦始皇的亲密战友赵高，无疑是一个六国贵族派来的叛徒、内奸、秦贼，在伟大的秦始皇帝逝世后倒行逆施，疯狂迫害秦始皇帝接班人扶苏。推翻了秦始皇帝与李斯的正确方针，篡秦乱国。在大一统事业面对六国复辟的严重威胁时，与奴隶主贵族集团沆瀣一气、主动投降，逼迫子婴降位为秦王，推行奴隶主封建制复辟的政策……

好了不开玩笑，秦始皇焚书与坑儒的直接动机在今日早有定论，可“如何评价焚书坑儒”乃至“如何评价秦始皇”的问题，实在又不是知乎一个网络平台上的用户可以做到的。

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本就会是动态发展的，因评价主体与时代背景的不同而不断变迁。比起在今日网络议论“秦始皇及焚书坑儒”，莫若搜寻查阅一番“秦始皇及焚书坑儒在过往的评价”。

就拿眼下来说，我们可以在问题下看到“谁在秦朝廷提议封建谁就是别有用心，是封建奴隶主贵族的马前卒”，或者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巩固大一统、消灭分裂思想”的观点，显然是一种结合了一百年来种种“为秦始皇翻案”思想的产物。

“为秦始皇翻案”的呼声，正是近百年前便兴起的一类呼声，在民国初期，秦始皇尚且是“我国政治的大魔王”，被认为要对二千年君主专制独裁负责。可至国民革命兴起、国民党掌权，对秦始皇之评价又开始反转了。

就以蒋介石来看，他本人对秦始皇早有欣赏之心，在日记中将秦始皇与唐太宗、明太祖并列，视这些明主为“焕发民族精神”的英雄人物。

在作为民国的统治者时，蒋介石也是毫不吝啬于对“秦皇汉武”的赞美，称赞秦始皇是“大英雄”。

作为一个儒家思想爱好者，蒋介石还把秦始皇与文王、武王、周公这样的传统圣人并列，称秦始皇和武王周公一样缔造了“伟大的国家”、“发扬民族的威德”。（然而逃台仅仅一年后的1950年，蒋介石便开始谴责秦始皇是“极权暴政“，实在令人感慨）

大家也都知道，在民国时期，孔子的形象并非今人印象里的“鼓吹封建分裂“、“顽固落后反动”，而是截然相反的“尊周攘夷”、“首倡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抛去革命面纱后，也利用起这一孔子形象，使之符合训政统治的需要。

在当时，曾受到清季民初大儒廖平之经学影响的郭沫若先生，也于创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提出来半个“道儒对立论”：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孔子与之相反，主张天下大一统，《尧典》、《禹贡》就是证明。鼓吹统一的文字，肯定就是儒家的作品。

那么，民国时期“首倡统一“的孔夫子，是否会与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秦始皇被牵扯上关系呢？这其实便是自然的事了。

在1934年恢复尊孔时，国民政府为孔子加上了“天下大同”的一重色彩，令其成为国民党人需要的“春秋革命家”，之后，伴随抗战军兴中民族复兴的思想追求，秦始皇的形象逐渐转变，在文字里也成为了继承孔子“春秋大一统”等儒家思想的“战国革命家”。

民国时清史、太平天国史专家萧一山1938年给先秦史专家马非百（他在今天被一些人捧作“为秦始皇翻案第一人”）的《秦始皇帝传》所作的序言中，就高度评价秦始皇。

在萧一山所作序言，沿用当年孔教会的发起者之一夏曾佑（夏穗卿）的总结，以秦始皇与孔子、汉武帝为三大历史巨人，并称为“造成中国历史之人物”——“教自孔子而立，政自始皇而立，境自武帝而定”，若无有三人，则中国不能为今日之中国。

如果说这番来自“大儒”的评价是可称中立的话，那随后萧一山之评价便是完全的肯定：“始皇以盖世之才，统一列国，使中夏不为分崩离析之欧洲者……”“天生两雄，南北并立……皆始皇之力也。不然，金元之祸，见于秦汉……”

至于焚书坑儒之问题，萧一山认为，焚书乃“统一思想之常轨”，坑儒之“儒”乃“投机分子之谋乱政令者”，非为真正的儒家信徒。

那萧一山眼里，真正的儒家在哪里呢？不在稷下学宫，而在咸阳宫廷——正是秦始皇帝与李斯这对君臣。

萧写道：“李斯为儒家之正宗，岂有不为儒家设想？”秦始皇之世，一下成为儒家大兴、王道大行之世。秦朝二世而亡之罪，也不在始皇帝，而在杀害大儒李斯、败坏荀儒之道，不尊先人之规的赵高、胡亥头上，便是“自斯具五刑，荀学道衰……遂使始皇万世之业，倾不旋踵。”

萧一山视嬴政与李斯为儒道君臣，这是继承晚清以来以孔子儒家为“首倡统一”观点，也是马非百《秦始皇帝传》中所持的观点。

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谈秦始皇统一的思想背景往往强调“人心盼望统一”，认为秦始皇帝的统一是顺天下人心的举动。可这“盼望统一”的思想是何家所提、何人所盼，教科书上没有细说。近百年以前的马非百却是给了读者一个答案：秦王嬴政时代统一思想的来源，是孟子、荀子与邹衍这三位出自稷下学宫的大学者、大儒。

如此一来，秦始皇不光“振六世之余烈”，也“扬孔孟之理想”。所顺的“统一之愿”，所处时代的“大一统之思想膨湃”，便是孔孟旬等大儒的大一统理想、儒家统一的愿望了。

既然秦始皇的统一是实现孟旬的儒家统一愿望，丞相李斯又是纯正的儒家子弟，那么汉儒制造的“秦朝儒法斗争论”、“秦始皇焚书坑儒”也应当被进行新的重构。

萧一山为给焚坑事业辩护，开除了被坑方士的“儒籍”，把坑儒事件修正为“儒教正统李斯消灭投机分子”。这样的观点今天看来当然是有些偏颇，也有些站不住脚。可如果结合当时学术界的观点，萧一山的言论也便不那么出格了。

《秦始皇帝传》诞生数年后，知名的历史学者钱穆也写了一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议论秦皇汉武时代的政治思想。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一文里，钱穆为坑儒事件辩护，提出李斯反对分封、坑杀“拘儒”的行动不是反儒，而是发扬其老师荀子的学问，实行真正儒家的复古，恢复“学术政治同出一尊的古代状态”。

这样的观点，与萧一山1938年“真儒李斯坑杀假儒投机分子”的论调几乎如出一撤，只是钱穆更多将之视作儒家的一次路线大斗争。

至于焚书事件的动机，则比坑儒事业更加伟大了：坑儒只是儒家内部路线斗争，焚书却是秦始皇与李斯为“实现人类永久和平”而做出的伟大举措，与不行分封一样，是“一种高远理想之实施”。

钱穆在1943年提出“焚坑事业系复古”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或多或少是为抗战及国民政府服务，可作为一种有利于时事的论证，其很久被引入历史教科书中。

在1947年发行的教科书《高中新本国史》中，编修者便沿“复古”观点，声称秦始皇焚书事业是恢复“官师合一”的周政。

至于1947年出版发行的书籍《人物中心中国政治史》，作者更对秦始皇推崇备至。将秦的统一与汤武革命并列，言汤武革命为“有形之革命”，秦朝变制为“无形之革命”，乃至声称“秦始是真正之革命”，如同英国的工业革命一般有重要的意义。

继“春秋革命家”孔子之后，又多了一位“战国革命家”秦始皇。这可比后来的“儒法斗争论”还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