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豪强地主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不是有算缗告缗吗?另外地主的田庄经济在税赋上有什么优势?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所谓的豪强地主,主要有三条系谱。(一)以皇室、诸王侯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分家后分散到各地方落户,不断从本家间接或直接地接受援助,从而在当地落地开花,逐渐繁荣兴旺。(二)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渗透,农村的阶级分化日趋明显,自耕农或者大地主的势力逐渐加强,甚至开始支配临近乡村的土地。借用司马迁的说法,这些人就是“武断于乡曲”的一伙豪党之徒。这股势力早在西汉初期就已经称霸一方。(三)汉武帝抑商使商人转变成了地主,这些人善于经营算账,在高利贷等领域展开副业,从多种渠道积攒财富,进行土地投资,是活动最频繁的一帮人。这些豪强地主按血缘关系结为集团,以本族中势力最强的地主为轴心,相互扶持,甚至有时还会均分财产,以加强本族的发展。
一般认为豪强地主时代(或者庄园时代)是从东汉时开始的,这是因为光武帝是在南阳豪强地主的支持下,才打败王莽和赤眉军,赢得了天下的。
然而,豪强地主并不是从东汉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作为刘氏一族的一员,他拥有约二百五十至三百顷土地,可动用的人力将近一千户。他的母亲是樊重之女,樊重是当时典型的庄园领主。光武帝的姐姐嫁入邓家,邓氏一族世世代代都是富豪,且高官辈出,也是南阳著名的豪强地主。而光武帝年轻时曾感慨人生理想,说过这样的话:“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里提到的阴皇后,其娘家也是拥有百顷土地的大地主,一家老小、门客还有奴婢加在一起,足有一千多人。阴丽华的母亲来自邓家。因此,邓、刘、阴三家是联姻的关系。
刘秀的成功与其亲朋、旧友发挥的巨大作用密不可分。虽然刘秀家本身并非什么特殊的名门望族,但南阳郡内他的众多姻亲、旧友就像渔网一样结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光武帝平定天下后,在宫中御殿记下了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的名字,据说其中十三人都出自他的老家南阳郡。从中不难看出汉王朝豪强地主阶层的势力。
到了东汉中期,北方民族的侵扰以及洪水、旱灾等连连发生,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丢弃土地,流离失所。于是,豪强地主趁机占有了无人认领的土地,以恶劣的条件逼迫生活困苦的百姓耕种土地或者成为奴婢,为他们赚取更丰厚的利益。而且,东汉时期,地方官多由当地名流担任。也就是说,在各郡县,除了郡太守或县令、丞、尉这三个官职由中央任命(东汉时期由中央任命的地方官,一般不去自己的家乡或者妻子的家乡任职,这种制度叫回避制),其余官职均由郡太守或县令从当地挑选合适的人员,自由任命。这种制度有利于挑选出熟知当地情况的人为官,但另一方面,一旦失误,就很容易让官僚与当地实力派相互勾结。东汉的这项制度,其结果就事与愿违,成为豪强地主进入地方政界的方便之门。这些人合法地集结权力,为集中大量土地赢得了诸多便利。这样,东汉的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蔓延开来。
豪强地主通过放高利贷、经商、当官等各种手段获得额外收入,不断扩大自身的财富,但毋庸置疑,他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在土地上,即集中在庄园的经营上。但是,当时的庄园是如何经营的,具体却很难说清楚,因为中国的历史资料中很少有相关的记载。这一点倒是与日本史或西方史不同,因为日本史或西方史中都保留了许多个人家庭的文书。所以,这里只能根据史料中的片段性记录,再加上一定的想象进行描述。
作为汉朝庄园的相关史料,人们时常会用到前文曾提及的樊氏的有关记载,下面首先对此进行介绍:
以上展现的是樊重的庄园经营法,他被描绘成了当时最完美的理想主义庄园主的形象。以下,将分段介绍相关的内容。
上文的开头部分,讲述了樊氏的家世,以及同族间维系关系的法则,反映出樊氏家族遵循儒教思想,坚守长幼有序的道德标准。因为“关系亲近的人之间也要礼节有度”,要想保持同族间的长期和谐,就需要相互间根据不同的身份保持相应的礼节秩序。另外,要想从当时的社会获得尊敬,就需要依从儒教的理念进行生活。这一段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三世共财”。在当时集约型农业技术下,原有的大家庭分割成五口之家的情况已经很普遍,这样虽然在经济方面比较有利,但当时尤其重视孝行,人们认为,为了孝敬在世的父母,孩子成年后仍然要和祖辈、父辈生活在一起才好,而分割财产独立出户就意味着很难再孝敬、侍奉祖辈。所以世代同堂、财产共享才是儒教尤为推崇的道德,国家也会对这样的行为予以奖励。樊氏家族正是这样的儒教道德的信奉者。
豪强地主接二连三分家并相互扶持,这种状况会让豪强势力越来越强,这是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里所说的“三世共财”,或许与“孝廉制”(东汉时期最重要的选官制度)等制度一样,是假借儒教之名压制豪强地主的高级政策。
后半部分内容主要介绍了庄园内的经营方式。其中,“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这句话,是对樊重的经营方式所进行的综合评价,说明他充分发展和壮大了庄园这样一个事实。如前文所述,豪强为了储备财富,可以采用经商、搞特权、放高利贷等各种手段,但最根本的手段还是土地既然如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庄园的作用,当然就对豪强地主来说至关重要了。
庄园内的劳力被称为“童隶”,这个词很有意思,显示了劳工们在庄园内的身份。“童”虽然也表示小孩的意思,但一般可理解为男仆,而“隶”可理解成奴隶,所以说,樊家主要是使唤男仆、奴隶进行耕作。后世,颜之推(北齐人,他从南朝的梁到北齐,再到北周,辗转求官。他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给孩子们留下了家训,即著名的《颜氏家训》)在留给子孙的家训中说道:“耕当问奴,织当访婢。”②由此可见,由奴仆(农奴)耕种土地的情况确为事实。但是另一方面,《韩非子》中则有这样的内容:“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这说明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存在雇佣农业劳动者(庸客)的事实。从前文提及的代田法的技术内容来看,当时的农业技术已经远远超出奴仆耕种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因此不如说,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是在手工业或商业中使用奴仆,樊家的童隶也不是从事农业的奴仆,而应该是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的奴仆。假设他们从事农业,也不会直接参与耕种,而是从事监督佃农的工作,即发挥佃农头目的作用。
关于奴仆的相关内容,汉朝有一篇名为《僮约》(东汉王褒所著,关于这篇文章的研究,有宇都宫清吉氏的著名论著《僮约研究》)的滑稽文章,其主人公是一个叫便了的奴仆,文章讲述的是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蜀郡有个寡妇叫杨惠,她家有一个奴仆叫便了。杨惠的情人王子渊来到她家里,派奴仆去买酒,可是,便了却拒绝说:“大夫买便了时,只约守冢,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渊大怒道:“奴宁欲卖邪?”寡妇杨惠说道:“奴大杵人,人无欲者。”子渊当即决定买下他,立约管束。便了却说:“欲使便了,皆当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生气地答应后,就写下了这道券文: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
“晨起洒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裁盂凿斗。浚渠缚落,鉏园斫陌。杜髀埤地,刻木为架。屈竹作杷,削治鹿卢……
“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
读完了以上内容的券文,便了再也不敢狡辩,他说:“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也。”然后就老老实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奴仆是任由主人随意买卖的,但奴仆的工作内容以契约的形式签订这一点却给予了奴仆相当的自由,与西方历史上的古代奴隶存在很大的不同。不管怎样,这些奴仆并不是由主人掌握其生杀大权,不是“不被当作人,只被当作物品”的一个群体。在中国的刑法中,主人伤害奴仆,其罪行比伤害普通人要轻,但一般也会根据伤害的大小获刑。而且,一个奴仆一万五千钱(居延汉简中有记载:两个少年奴仆三万钱),这个价格是相当贵的,所以普通人不可能拥有很多奴仆,生产性较低的农耕劳作也不可能大量使用奴仆。
樊氏家族的庄园有三百顷,其面积大约为1350公顷,作为水田庄园,这个规模在中国无疑是相当大的。普通庄园的规模具体有多大,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前文中提到的颜之推,他曾说过想要得到至少十顷。综合各方面考虑,我认为普通庄园的规模大概有五十顷左右。
樊氏家族并不是零七碎八地购买熟地,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垦土地。这样一来,他们拥有的广阔土地非常集中,而这有利于他们对大规模庄园内的住家或邻里进一步加强支配。这与宋朝以后单纯购买熟地,收取土地租金的大地主性质截然不同,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庄园内所建的几栋房舍,表明庄园的内部是划区域经营的。樊氏家族将三百顷土地按照普通庄园的规模,即五十顷左右进行均等划分,每一个划分区域内修建一处房舍,由各分家入住,直接经营和管理各自的辖区。而樊重作为本家,负责对各分家的全局把控,也就是实行间接管理。
樊氏庄园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自给自足的庄园经营目标。《颜氏家训》中说:“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铁和盐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生产自足的,所以在庄园里一般也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不过,在四川等产盐地区,庄园在制盐方面倾注了很大的努力。(四川省虽然不临海,但地下有岩盐层,可掘凿盐井,汲取地表浅部或地下天然卤水,经过蒸馏加工制盐,这称为“井盐”。)
当时的庄园也经营商业,而且具有长期规划。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中有以下记载:
“男女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车毂。一树三具,一具直绢三匹,成绢一百八十匹:娉财资遣,粗得充事。”
这里说的是精打细算种榆树的事情,而《齐民要术》中不仅限于榆树,为了将来的收支精打细算的事例比比皆是。前面虽然说过庄园的目标是自给自足,但庄园在追求商业利润方面也决不放松。崔寔是东汉末期人,出身于河北安平的名门高第,《四民月令》是他模仿古时月令所著的农业著作。(崔寔生活在东汉末年汉桓帝至汉灵帝时期,除《四民月令》,还著有《政论》等。他在任五原太守期间,还曾给塞外的百姓教授农耕,为官颇有政绩。)这部著作叙述一个经营庄园的大地主家从正月到十二月一年的活动,包括祭祀、家庭劳动、农耕生产,及物品销售等。其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农作物的买卖情况,比如这个月卖什么,买什么,第几个月要卖什么,买什么,等等。
从中可以看出,田庄主人需持续关注收获期、囤货期、播种期等各个关键时期的具体情况,然后进行买卖,为了追求商业利润,田庄在粮食买卖方面——粮食是最需要自给自足的物品——自然也是下了十足的功夫。即使东汉时期已经回归自然经济,诸如田庄与田庄之间、田庄与庄外的普通农民之间的民间自由买卖依旧十分兴盛。
前文提到的《齐民要术》,是六世纪中期山东的豪强地主贾思勰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集大成之作,是一部非常珍贵的综合性农学书籍。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旱地农业的原则规律,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齐民要术》对日常生活中所需物资的产出方法几乎都有记述,包括谷物类、蔬菜类、水果类、桑楮等经济植物类的栽培方法,还有养鱼、畜牧方法,以及食品加工的方法等。其中关于主要粮食作物的栽培方法,书中是以较小规模的经营,即五人家庭的农户为例进行描述的。而对于一部分蔬菜类(尤其是瓜类等易于换来货币的蔬菜),以及有经济效益的植物类等,书中则向人们介绍了大规模经营的方法,例如瓜类是以种植一顷(4.5公顷)面积为例记述的。我们认为,这种谷类和经济作物栽培规模的不同,也涉及谷类与经济作物栽培者的不同,也就是说相对于谷类栽培以五户为中心来进行这一点,经济作物的栽培是由庄园主统筹安排的。刚才说到的樊重,如果以他家为例的话,那么谷类栽培将会由庄园内各房舍的主人负责调度以确保其顺利进行,而与之相对,经济作物则是由本家樊重在通盘考虑田庄整体发展的基础上,负责安排栽培。如果后一种模式得以实行,那么庄园的商业就只有一个经营窗口,而且直接接触金钱的负责人也只可能是本家。庄园的商业窗口只有一个,而且庄园主可以把所有金钱掌握在手中,这样就可以实现庄园的体系化发展。一般都认为东汉、六朝时期的政界,人与人之间联系极为紧密,上下级关系、主仆关系尤为严格,这背后会不会也暗含着庄园体系化的因素呢?
前文引用的樊氏庄园的史料中,最后一部分记述的是豪强地主与邻里之间的关系问题。文中谈及的主要意思是:无论庄园主如何有钱,假如乡里对他们的评价不高,则他们仍然无法成为名门望族;而且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他们就无法步入政界为官。《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在世,南朝宋国人,参考以前七八种有关东汉的史书,著成现在的《后汉书》)提出,获得巨大财富的庄园主应教导自己的族人,施恩于乡里,这才是豪强的最高境界,是豪强应该表现出的真正姿态。
以上,在加入各种想象的基础上,对庄园的内部情况进行了片段式的介绍。当然,虽同为庄园,也会因为土地条件、庄园主的个性等不同,表现出来多种多样的形式,这里所介绍的庄园,应该也是当时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