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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意义?

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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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意义?

我在讨论佛教美学的时候,也遭遇到这个问题,我将我的思考分享如下,期望能够得到同仁的指正批评。

第一节 中国美学的学科性与现代性

一、汉语“美学”的问题意识

从目前汉语美学界研究现状看,汉语“美学”的具体指向,并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这就需要溯源Aesthetica(美学)这一学科产生的历史并进入中西文明交汇的大背景下,对“美学”一词深察名号。但Aesthetica一语自创生之日起,在西方美学界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当Aesthetica在汉语界以“美学”一词呈现,不同的语言系统决定了汉语中“美学”和西方Aesthetica不同的思想路径,使美学这一学科的含义愈发模糊。

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美学诞生于欧洲启蒙运动,其标志性事件是1750年鲍姆嘉通《埃斯特惕卡》(Aesthetica)一书的出版,今汉语界所谓“美学”,是清末西学东渐时代潮流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埃斯特惕卡”有意识的移植和应用,这一命名标志着汉语学科形态美学的确立,使产生于欧洲特定时代和文化语境下的这一学科中国化。

然而作为学科的“美学”发展并不等同于美学理论史,对审美进行的思考或反思活动,这一活动根植于人类生活整体的生存方式及艺术文化,其历史源远流长,要远远早于“美学”学科建立的历史。因此,当Aesthetica以“美学”的方式被中国学者接受,并产生“中国美学”时,汉语“美学”所继承的意涵,并不只是自鲍姆嘉通命名开始,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近代作为独立学科意义出现的“美学”,西方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美学思想,亦或不成体系的美学思维,皆以共时性的形态进入中国,同时影响了汉语界美学学者(包括使用汉语翻译西方术语的日本学者)对这一学科的理解和认识;从美学在汉语界接受的历史看,东方学者在对Aesthetica引进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佳美之理”“审美之理”“善美学”“佳趣论”“美妙学”“佳趣学”等概念对这一学科进行翻译,这些译法最终都被淘汰,汉语学界最终确立“美学”这一学科作为中文命名。

当我们创设“美学”一词对西方某种思想形态的学问进行指称时,这不仅意味着对Aesthetica理论形态学科的平移套用,同时意味着在视域融合基础上对新问题的发现,在对新问题的解答和回应的过程中,势必将带来思想上的创新甚至文化上的再造,对美学“命名”的本身即意味着一种创造,这种创造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美学在中国”的角度而言,清末民初学者从西方引进这一学科,其初衷并非对西方美学本身进行的思想性探索,而是借译介实现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这一学科在转换为中文表达时,势必牵引出中国语境独特的问题意识,产生对美学的本土化理解。这一百年来随着我们对西方思想的深入和文化心态的开放,当今中国美学家完全能够进入他者语境研究西方美学问题,但在汉语学界对“美学”翻译、解释和接受过程中得到一个原生的Aesthetica,这个意旨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实现。语言与思想本是相互缘起的关系——语言承载思想,思想操控语言,当西语形态的学科话语转换为汉语表述时,必然获得新的理解。Aesthetica本为“感性学”之意,但汉语学界从未使用这一原旨意义上的译法,而是普遍接受“美学”作为这一学科名称,其本身就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特性和中国人的母语思维,对外来思想系统进行格义性理解。因此,将Aesthetica翻译为“美学”并呈现为汉语学科形态时,自然会基于中国传统美学思维(感性认识论)与民族地域审美经验,并借助本土文化资源积淀和汉语范畴架构,创生出有别于西方Aesthetica学科形态的“中国美学”。

其二,尽管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当自觉区别于西方美学的学科形式,但不宜在抽象意义上将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视为二元对立,中国美学独特处,正是其对西方美学贡献处。从全球化视野看,不同的“非西方”民族按照西方分科方式各自支离其本土学术,如果将非西方文化依据Aesthetica所建构的学科,汉语依旧称其“美学”(如印度美学、非洲美学、伊斯兰美学等),那么名相上便产生了一个超越西方美学之上更为普遍意义上的“世界美学”,西方美学便降格为Aesthetica的一个殊相,这样中国美学不仅为西方美学研究提供了另类的文化参照和思想触发,而且可以从中国美学自身研究和中西美学比较的双边互看,进入到一种全球性的多方互看,提升美学原理全球化的品格。[1]这种“国际性学科视野”诚然保证了不同文化形态独立自存的审美价值,却忽视了“美学”内在于现代学术的精神气质当是普遍性存在,仅仅将中西美学各视为世界文化多元性构成之一元,这样的空间性考察依旧没有超越中西彼此对立的思维模式,只有将美学的建立置于现代性的视域中考察,才能清楚认识中西美学融通之深刻价值。美学是在现代性的历史发展和自我矛盾中产生的,只是由于种种条件和机遇,现代化历史地起源于欧洲,对基于这一历史背景的美学与其他近代学科发生发展的叙述势必依托西方,但现代化并不为西方地域垄断,而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因此美学的产生和包含的问题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是走向现代性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美学的学科建构有其现代诠释背景,如何建设现代中国学术,不仅是一个中国学术的民族性问题,同时指向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性社会存在及其现代性精神问题。古典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依托本身所蕴含丰厚的审美资源和异质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哲学思考,这当构成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反省批判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宝库,是中国美学独特的创造性价值所在。

其三,中国古人对美学相关问题进行了丰富而精深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多呈现为零碎的理论形态,或潜藏于古典人文哲学典籍中,或散见于诸多诗论、画论、书论、文艺评论等,现代学人将相关文本从原始语境离析,进行观念提炼并重组,而后产生了一个新的古典美学思想系统;如此对传统经史子集大一统文化形态的国学进行元素提炼和重组整合,只是基于现代人建立美学学科的兴趣,古代学人显然无意构建一种能够被后人名之为“美学”的思想系统,因此所谓“中国古典美学”这一学科尽管名义上称“古典”,实则表现为现代人的理论建构,这一学科所呈现的方式不可能仅是古代资料的复述重组,而是基于现代人的生活处境和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进行创造性阐释,这同时意味着现代对传统的再造和还魂。

因此,与其将“中国美学”理解为对西方意义上“美学”(Aesthetica)这一学科的移植和借用,不如说是基于母语积淀对其进行新的命名和阐释创造,在现代性背景下,这势必牵引出属于中土语境独特的问题意识。

二、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1.现代美学原理建设与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割裂

中国美学的“本土属性”,是指对中国独有审美感性经验的契入和精神实质的把握,但中国自身学术传统中并不存在美学的学科形态,这意味着任何对中国美学史的重建都无法离开西方的影响,但东西方学术所依托话语不同,其所论述的方法、理论架构也因之不同,以西方学术规范摄取中国传统文献,并不能有效建构起具有“中国本土品格”的美学,这一反思渐渐成为汉语美学界共识,理论家主张在研究中要“建设中国话语”,便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中国话语”的呼吁并非仅仅来自于美学学术界的呼吁,这一议题为当前人文学科研究者普遍关注,学界对“中国话语”的必要性已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反复表态,但仅仅揭示出学科研究应有之义和研究者期待抱负,并不等于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完成了对该学科的理想建构。

就美学研究而言,建设中国话语的具体内涵是指通过中国特有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以中国独特表达方式建构美学思想系统。依目前对美学学科原理研究和美学史研究两大领域的划分,就前者论,中国现代美学发端于对西方美学的移植应用,并以西方美学样态作为自己建设的模板,针对学科移植过程中产生的水土不服问题,“建设中国话语”这一提法诚然是对症下药的;而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目前已经形成围绕意象、情味、境界、意境、风骨等一系列中国特有术语和范畴建构的思想体系,“中国话语”在该研究领域已经成型,并在不断的学术积累中渐趋成熟。

从目前美学界研究现状上看,在书写本土古典美学史中,我们已经在使用一套中国话语进行了,但问题在于,我们难以将这一套话语对此进行现代性转换,并作用于美学原理建设,因此,学界研究中对“建设中国美学话语”之呼吁,特指建设属于中国话语的美学原理,这一问题的实质并非中国美学思维的贫乏和核心范畴提炼的困难,而是美学原理与美学史二者“断裂”所致,尽管我们依照现代学术的研究方式,对古典审美思想资源已经进行了观念性析出和提炼,并且以经能够以其中核心范畴牵引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写作线索[2],但却难以为现代美学研究提供学理支撑,更无法在世界学术共同体视野内与西方美学进行沟通对话。

当代美学原理建设与古典美学研究的隔绝和断裂,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造成美学原理研究丧失对本土传统的解释力,成为脱离文化根基的凌空蹈虚,也使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普遍体现为对传统资料的重组排列和观念提炼,依现代学科范式对古典资料进行爬梳剔抉,既无法促成古典美学思想与现代学术对话相互发明创造,更不能对传统审美经验进行激活延续其在当下的感性生命。

2.“中国话语建设”的“倒果为因”

美学界急切完成对“中国美学话语”的构建,是出于建设中国美学学科的需要,客观上讲,一门现代学科建立的标志,便是核心范畴所架构学科话语的形成,作为一种理想性期待,学界对“美学中国话语”的构想无可诟病。但问题在于,话语成熟是学科建设的结果,而不是学科建设的动机,如果我们对“如何建设中国美学”问题的回应是“建设美学的中国话语”,此处“美学”完全可以换成哲学、宗教学、历史学、伦理学、文论等任一学科,这种回应方式只是一种机械的概念替代,显然没有进入某一学科的精神实质去讨论问题。一定意义上说,“建设中国美学学科”和“建设中国美学话语”只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达,这种不过将“如何建设中国美学学科”的问题置换了一个方式提出罢了,对问题提问方式的转换和同义反复,显然不等于对问题本身做出回应和探索。

“建设话语”对“建设学科”提问方式的替代,不仅毫无建设性,反具极强误导性,其原因在于:学科的精神实质不易把握,而术语和观念却容易依托丰厚的古典文献提炼,以“建设话语”代替“建设学科”的发问,形式上便将一个难以把捉的思想创生性问题(古今中西四维所形成的张力中进行汉语美学建设),落到了对实体文献的知识性总结;从表面上看这确实为美学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然而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人文学科“话语系统”的形成是文化传统积淀和语言逻辑水到渠成的自然生发,而不是学人有意识、有目的的直接建构使然,美学中国话语的形成是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现代)学术融通的结果,而非学者研究的初衷和出发点,将“话语建设”作为研究努力的方向和学者的问题意识,显然是将中国美学研究的结果和动机颠倒了。

这种戴盆望天的研究方式由于将哲学思想性问题转换为一个“话语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具体性方案抛出,如此便使研究获得了一种“可操作性”,反而更易获得学术成果上的产出。另外一个显见的逻辑是,如果直接以“话语建设”为目的进行人文学科建设,该类研究自然更易占据学术话语上的阵地,[3]这种纯粹“为建设(中国美学学科)而建设(中国美学话语)”的研究模式,构成当前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主导方式。成熟话语系统的形成应是学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内容,如此倒置因果的研究失误尽管不易觉察,其错误却极易蔓延,这使古典美学研究普遍呈现出“有学科无学问”“有话语无思想”的状况,学科话语形式上的新奇多样,并不能掩盖其内部“空心化”之失。

3.“建设话语”方式不能兼容本土学术传统

另外一个问题是,对于已经建立起来“中国话语”的中国古典美学史,是否就代表了“中国属性”——即已经完成对中国独有审美感性经验的契入和精神实质的把握?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任何一门现代学科的建立,必然依托于相关术语和范畴建立,在此基础上对研究进行分类和讨论问题的划界,但考察“话语”本身在不同学术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发现术语的明确和严格的定义,只是现代西方学术系统的基本要求,这并不适用于中国古典学术,中国古代各派学说尽管存在核心概念范畴,但很难对其进行一个明确性的定义和总结性的说明。

比如《论语》中记录学生向孔子请益对儒家核心术语“仁”和“孝”的理解,针对不同的回应对象,孔子每次解答都不一样,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性认识。先秦诸子学派唯一热衷于讨论概念问题的名家,显然没有构成本土学术传统,反而《庄子》中对名家思想者(如惠子)略带调侃甚至诡辩性的批判,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这里并不是要在中西对比中呈现中国古典学术对概念性问题的一种无所谓态度(无论这种对比从负面表现为黑格尔对孔子“常识道德”的鄙夷,还是正面意义上如卡夫卡对老子“格言玻璃球”的赞赏),而是指出与西方“逻各斯主义”对语言及其逻辑关系的高度重视并确立形而上根据的共相相反,在中国传统中该问题意识以一种“反语言学的倾向”贯穿于中国哲学家的思考,他们普遍认为通过概念定义去把握事物的精神实质并不可靠,如老子《道德经》起首便指出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乃至庄子所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皆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反对从名相上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禅宗(南禅)更是将老庄这种冷静的省察推至“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说似一物即不中”的“反术语”境地,语言文字不仅无助于求道,甚至与真理是背道而驰的,能否超越语言文字之樊篱,是判断一位禅宗行者是否已经证道的直接体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并不习惯(甚至刻意警惕)使用一套概念性话语去定义学说和讨论问题,这对今之学者以准确的术语架构传统学术造成极大困难,但这种思想特质对现代学术研究却具备反省和纠偏的意义。现代学术依托一系列具有确定含义的概念和范畴展开对问题的讨论,由概念术语连结的论题一旦成立,即在思想和认识上确立一个边界,确立边界固然是理性认识明晰的前提,然其代价很可能因名言设定捆绑了哲学思想的创生,乃至于对感性的桎梏和灵性的闭锁。中国道家和禅宗智者对此早有洞察,这种洞见并不是以知识的形式存在于文本典籍,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沉淀于公共精神资源,这种智慧曾为古典知识分子赞赏,同样可以经现代学者阐释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命——任何一种伟大学术都必定是能够在现实生活里生根的,否则它只是象牙塔里的观赏品,不能够提升我们生命的品质,更不能解决人生的生死苦乐问题。

从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这样一种“解构性智慧”在对术语范畴进行省察和批判的同时,是对人文体验的激活和对直觉经验的肯定,这构成中国古典资源与现代美学学科深层契合点。

要通过现代话语建构中国美学的学科系统,首先应该深入对中国古典人文经验的具体把握,这是中国美学的内涵所系,如果仅仅通过“建设话语”的方式完成“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而丧失其具体内涵,这是很容易把话语理解为思想内涵本身,所建构起来的中国美学是极为空洞的。

因此,建设中国美学学科,仅仅依托已经成型的术语进行观念考察是不足以契入其精神实质的,通过术语论说问题本就是基于近现代(西方)思维方式,这种研究方式本身与中国古典美学品格背道而驰,此内在精神上的背离和中国美学内涵的“空心化”,并不因人为将其贴上“中国话语”还是“西方话语”的标签而有所弥合。

第二节 “古今”断裂下的中国古典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不仅使用了“美学”这一外来术语,而且在这一近代学科观念下自觉探寻中国古典审美范畴术语及其联系与演变,由此所呈现的中国古典美学不可能仅仅是古代资料的复述,而必然包含现代人的生活处境与问题意识,这一现代诠释学框架,使“美学”从经史子集及其伦理为中心的大一统古代文化中剥离出来。[4]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释道,但中国古代各派学者所致力于回应的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方式,与现代美学并无一致之处,古之学人无意构建一门对应于现代“美学”的学科系统,因此,今所谓“中国古典美学”这一学科,其名义上称“古典”,但完全是现代人的理论建构,对这一学科研究不可能是古代资料的复述整合,而是基于现代人的生活处境和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对古典文化进行的创造性阐释。

建设中国古典美学的关键并不在于将其纳入现代视域予以阐释,而是其所根植古典文化生活经验在现代人心性积淀中的持留,这意味着中国古典美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必须同时具备“现代学科性”和“古典内涵性”两种属性,这是“中国古典美学”学科合法性得以成立的关键。

一、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性质”和“古典品格”

中国古典美学学科建构所指向的问题意识,在于汲取中国传统审美资源和哲学智慧,以应对东西方共同面临的现代性之精神困境,这是“美学”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普遍归旨;而中国古典美学作为美学具体论域构成的特殊意旨,则在于以汉语为母语和“存在之家”的古今学人,在深层生命体验上展开对话沟通,这是这一学科所宣称“中国古典”的本土属性和古典品格所系。

中国古典美学必然表现为现代学科性质,这一点不仅可通过追溯美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学术史得到学理上的说明,更深刻相契于社会心理实证——现代化渗入当今生活世界每一处毛孔,是任何社会存在个体都无法逃离的,现代化及其对应的现代性架构起当下人真实的生活经验,构成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学者无法脱离此语境建构现代人文学科——这与研究者能否意识到“现代性”概念对当下生活世界的洞察性和解释力无关。[5]

在现代(西方)话语对当今中国学术研究的全方位支配下,中国古典美学所内蕴的现代学科性质,在现代话语的全盘裹挟下,这并不需要有意识去提请注意,但百年来中国人却已经颠覆了自己的古典文明传统,因此中国古典美学这一学科所昭示的“古典品格”,实际上是需要不断反省和予以说明的。在研究中对“中国古典”概念进行正名十分必要,现代知识系统的特点在于独立分化,每一学科与其他学科界限越明显,其研究对象越独立,则该学科的合法性基础越稳固。因此,中国古典美学学科能够成立的前提,并不在于其作为美学子学科必然表现出的现代学科性质,而在其所内蕴“中国古典”品格的特殊气质。

但我们不能急于以定义的方式对“中国古典”内涵进行说明,此处之所以要求对中国古典美学中“古典属性”进行强化说明,并将其凌驾于美学学科的“现代属性”之上,这里所基于核心问题意识,并不是对“中国古典是什么”或“中国传统审美形态是什么”进行一个观念性的描述和概念上的勾勒,而是旨在强调“古典中国”与“现代(西方)世界”断裂的大背景下,汉语界人文学者无论从事哪一领域的研究,都无法回避如下现实性问题:古典中国人对生活世界的意义感知方式,是否依旧能为现代中国人提供生命价值依托?或者换言之,我们自诩的“五千年文明”,是否依然积淀于当今中国人的深层现实感?

该问题显然不是一个“是”或“非”的表态便能草草作答,回应这一问题必须考量现实性历史事实和心理事实,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而言,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尤为重要,这构成本学科建设“第一性的问题”——如果当今美学家无法进入中国古人审美经验和艺术活动体验,却要展开对古典美学的讨论,称其为“美学研究”显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丧失“古典经验”这一维度,中国古典美学必将面临学科合法性上的危机。

中国美学的“古典品格”并非不证自明,深入百余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进程,不难理解对此进行质疑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自鸦片战争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以来,现代中国与古典中国在生产生活方式、政治经济体制、知识话语系统等诸方面皆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上述所提及的这些要素,无不或直接架构、或潜移默化进入我们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对生活意义的感知,深层影响并作用于我们内在的感性经验和心灵体验。现代性不仅是一种话语体系的构建,而是昭示着一种崭新的精神体验和感性经验,尽管历史遗留下大量的文本和资料供今天治中国古典美学者参究,但解读这些文本却需慎之又慎,我们有必要追问:现代学者基于自身体验建构起对中国传统文本的理解,想要进入古之学者的语境和生活世界如何可能?

尽管从现代学术视角看,这一追问略显古板,我们无法忽视现代化(及其对应的现代性)作为百年来中国人生活世界硬核,是现代汉语思想真实的阐释学背景,但建设具备中国古典品格的美学,必须真诚面对上述问题,研究者有必要执着对古代材料原义的把握和对传统创作者心态意含的还原,这种“共情性理解”是建构“中国古典品格”美学的前提。倘若我们无法对中国古典审美现象进行实感性还原,无法进入古人精神体验和感性世界与之沟通,由此架构起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只会沦为西方美学(Aesthetica)的一个文献性注脚和材料性补充,其内在文化生命是丧失的。

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古典品格”,是比美学学科内蕴的“现代气质”,更值得被研究者讨论关注,但同时也是更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今汉语学界所谓的“中国古典美学”,其“中国古典品格如何可能”显然是需要说明的问题。

二、古典美学与古典文艺学的混淆

我们上一章通过对“美学中国话语”的反省说明,不是对“中国话语”与“中国属性”概念内涵的辨析,其意图在于指出就美学研究而言,比“话语建构”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对本土生活经验的进入和激活,单纯以本土概念术语架构起一套“中国美学话语”,并没有完成对中国审美经验或感性经验的还原,并使古典美学研究呈现出“有学科无学问”“有话语无思想”的“空心化”之失,这一“空心化”即是我们本章论及的“古典品格”丧失,倘若我们无法进入古典语境对中国古人的感性经验予以激活,这意味着中国古典美学学科的学科品质亦是缺失的,如此便使中国古典美学沦为“空语无事实”。

目前对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现实情状符合我们的判断,中国古典美学只有依据范畴系统建立的美学思想史和审美观念史,却无法达到对更为本源性的审美经验契入和审美意识还原。而从研究方式上讲,当前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多是基于对古典审美现象进行的观念史梳理,具体言之,是将中国古典文献中涉及到美和艺术的论述综合起来归类整理,在此基础上提炼一个或几个核心范畴,由此串联起古典美学史的写作,进而建构出这一学科理论体系,形成“中国古典美学话语”。

就普遍意义而言,这样一种依托客观文献进行范畴提炼和话语构建的研究方式本无可指摘,但就作为人文学科意义上(或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而言,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不仅承袭审美观念史谱系的演变,根本上应植根于当下的生活世界融入本时代的审美活动精神。

现实生活是源,学术概念是流,对隐藏文字背后真实生命力的感知与穿透,是中国古典美学最直接、本体性、第一性的研究要素,而基于此之上的理性观念和古典文献依托,反倒是间接性、工具性、第二性的。这一判摄并非否认文献依据对现代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支撑,而是有意强化人文学科意义上美学研究与实证意义上科学或史学研究的重大区别,这一区别较易得到宏观性的理论说明,但在具体问题的展开讨论上,由于美学作为人文学科往往需要结合不同学科的论述场域予以阐发,在学科交叉中倘若没有凸显美学的哲学学科特性,极易造成美学内核的丧失。[6]

“美学内核之失”体现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表现为古典文艺学对美学的“反噬”,当前中国古典美学话语的建构方式,基本来自中国古典文论范畴的直接平移,学界目前对古典美学与文艺学界限的认识,普遍源于一种望文生义的语词观感,而非理性上的清晰限定,这是造成目前古典美学“古典品格”之失的现实性原因,依托中国术语建构而来的中国美学史,尽管形成了具有“中国美学话语”的形式性表达,但其内涵并不意味着对中国古典审美经验的还原和本土感性经验的契入,很大程度上只是古典文艺学在向美学领域的拓展。[7]

因此,尽管中国古典学科目前已建构起以汉语美学范畴(如意象、意境、境界、风骨、情味等)为构架的学科性话语,但这不意味着该学科已经建立起合法性基础。中国古典审美最为普遍的代表形态,乃是积淀为日用生存状态的审美态度,而非凝结为艺术形态的文艺作品,更不是在审美品鉴中形成的理论和观念,审美观念是对审美意识的省察,传达的是中国古人普遍的审美追求,但这不等于个体感性经验本身,因而不应构成美学直接的研究对象——流动的体验一旦形成具有确定性所指的话语,美学所要讨论的“感性经验”便固结为理性观念,此时美学当退场,接下来的问题只能交由其他学科讨论。通过向古典文论话语求助所获得的古典美学话语,尽管披着一个“美学”的名相,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史的话语构建,其作为“美学”的学科内涵是浮泛的。

三、“中西之争”掩盖下的“古今之判”

综上所述,目前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形成的“学科话语系统”,其对“中国古典”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只是将其视为一个空间性(中国)和时间段(古典)上的抽象限定,并没有进入对“中国古典”所蕴含精神文化积淀和审美经验世界的生动性把握,这一学科呈现“有学科而无学问”“有话语而无思想”的局面,其所内蕴“古典品格”和“美学性质”亦是阙如的。

然而与其将上述揭示的弊病理解为对古典美学研究的声讨批评,毋宁将其视作对当下中国思想现实最直接的呈现,古今学术上的断裂脱节,此情形不只存在美学研究一隅,这并非主观上的哲学思辨和逻辑抽绎所致,而是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基础。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与相关知识话语的形成,非如欧洲般有一个内源式自然而然的生发过程,而是传统中国在西方外力不断冲击下,被迫做出的应激性回应。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西方关于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现代知识体系对传统学术进行了层层置换,曾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学”,在西方“新学”的冲击下不断坍缩,直至丧失在现实中国的真实语感和社会存在感,成为专业人士整理的“国故”。

学术上“古今之裂”对应的现实性基础是“中西之争”,西方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是深痛的,晚清时贤已意识到此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今这一冲击早已逾越思想观念范畴,渗入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当代汉语学术研究倘若回避这一真实语境,不仅仅是视野上的狭隘和单一,更意味着本土现实感的丧失,如此对生活世界的解释必然沦为浮泛的概念性游戏。

此核心问题既已明确,我们再进入对“中国古典美学话语”的探讨,发现该理念蕴含着隐秘危险在于:尽管“建设中国话语”的学术期待是在中西文明碰撞的真实语境中产生,但倘若单纯限于“中西之争”的论述场域理解该问题,极易使其陷于一种因文化立场不同而形成的话语权之争,如此便失却了传统学术现代性转型所基于强烈的现实感依托和内在驱动力。

然而上述论说可能带来一种思想认识上的误会,认为论者反复强调的“中国品格”与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必然相违,“古典”只有复归“旧学”的治学方式方可追溯——这一误会必须澄清,上述对“话语建构”的质疑,其意图在于对现有古典美学研究所陷入的误区进行反省和纠偏,旨在强调古典美学研究对象应是超越话语之上和文字背后的古典感性经验和审美活动,并不是否认建设中国古典美学学科话语的必要。倘若否认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则使中国古典美学丧失了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基础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知,只能成为少数学者钻研整理的“国故”或个人兴趣爱好投射,这样便使“美学”丧失了现代学科的基本内涵。现代学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只能是积极回应“如何建设”中国现代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就“要不要建设”这一问题陷入纷争。[8]

此处并不是将该后果必然附加于“建设中国话语”这一理念之上,但从现象层面言,将一个颇具现实关怀“真问题”的多元讨论,降维为立场上“非此即彼”的单向度争论,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

在正视上述“古今之裂”与“中西之争”的现实性前提下,再回归对中国古典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该学科的现代性气质愈加明朗——建构中国古典美学的关键,不是学者在“中西之争”中是否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立场予以阐释创造,而是能否基于现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经验激活传统审美体验,以达到对“古今之裂”的补缀乃至弥合。

[1] 参见张法:《美学的中国话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2] 如叶朗:《美在意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以话语为研究动机者,自然更易占领话语上的阵地,但学术之争非话语权之争,这便是诸如王阳明、黄宗羲、颜元等明清思想家所批判的“为学大病在好名”,所谓“好名”,今“争夺话语”之谓。 [4] 参见尤西林主编:《美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7页。 [5] 有关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内涵的解释,详见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6] 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伴随着“美学热”思潮,美学研究呈现“泛化”趋向,越来越多的美学研究无视“美学(Aesthetica)”脱胎于哲学这一学术事实,无视美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从外在学科立场强行对“美学”加以解释,进行“学科交叉研究”,此类美学研究愈发“多元”,“美学”这一概念使用愈发“泛化”,美学这一学科的命运便愈发危险——这实质意味着研究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对象基本认同感的丧失。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学研究不仅呈现泛化,而且“美学”一词甚至出现口语化倾向,使这一学科渐渐偏离了学术意义上而讨论,即使在正规的学术论文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美学”这一概念的口语化应用。 [7] 文艺学美学的界限,可参见尤西林:《关于美学的对象》,《学术月刊》,2001年第6期。 [8] 有一种思想倾向值得我们注意,在东西方学术术语不能兼容的情况下,为保证本土学术不被外来学科支离,理论上是可以将东西方学术截然对立,完全遵循中国传统治学方式,在研究中拒斥西方学术话语的使用,这样对传统学问的沿袭和中国话语的还原(而非建设),确实能够保证学术的“古典品格”,这样的立场值得尊重,对追问中国文化之本有其独特意义,但如此诸如美学、哲学等舶来词汇都不能使用,并不是中国古典美学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