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的前世今生，你知道吗？

粽子的前世今生，你知道吗？

每逢端午节，就必须要有粽子。

为什么人们这天必须吃粽子？而不能用其他食物代替。

我从小就很好奇。

后来上学，书上说人们吃粽子是为纪念屈原。当初秦国灭楚国，屈原投江殉国了。于是人们制作粽子扔到江里，希望江里鱼鳖吃粽子而别吃屈原……我认为是滴。于是将这书本解释告诉父亲，自以为聪明。冷不防父亲反问：我们是秦人，为什么要纪念屈原？

父亲这反问，令我语塞。之后二十余年，这问题一直悬在我脑子里，就像强迫症一样逼我必须要弄个明白。

再后来学了点历史，发现楚国历史也不太光彩。其在扩张过程中，也免不了对其他地方的人都带来大灾厄。

不提小国，就单说大国：苏浙人的越国亡于楚，山东人的鲁国亡于楚，河南人的宋国亡于楚……

如果说吃粽子真是为纪念楚国的屈原，那么显然苏浙人、山东人、河南人那边根本无法接受。假如粽子真诞生在楚国亡国之时，那么吴越国、鲁国、宋国遗民高兴都来不及，哪还谈得上是接受这种侮辱自己的文化习俗。

所以，说粽子是为纪念屈原，根本就是瞎扯。

回到我陕西这边：就我所知的祖父母那代人，连屈原是谁都不知道。人们只知道每年到了端午这一天，必须要做粽子。主要目的：1、继承习俗，作为该节日必备的专有食品，供奉神明；2、作为舅家人，仅限送给出嫁女儿及其家庭成员。

至少在老家传统文化里，粽子不属于普通食品，也不属于任何人都可以送。

对于家人们来说，为什么端午节必须送粽子，而不是其他食品，人们也搞不清楚。只知道这已形成特定价值观念：即端午不送粽子，那么就代表对亲家的极不尊重。

也就是说粽子的社会功能，在我们那主要是供奉神灵与凝固舅家与本家关系的象征物品，压根与屈原没关系。

屈原与粽子的故事，是南梁吴均在《续齐谐记》里虚构的志怪微小说，借以渲泄自认为怀才不遇、无力报国的愤懑情绪。在此之前，粽子文化已在华夏大地流行上千年了。这正是几乎所有人，都只知道作为宗教功能与家族功能的粽子，却不知被扯到屈原身上这一奇怪社会现象的根源。

老父亲应该也很想知道为什么端午节的食品必须是粽子，而不是其他。似乎其他传统节日的礼品都可以随时代改变，但端午节依旧是粽子--的确很奇怪。

写这文章，也算是给老父亲答疑。

起源

粽子的真正起源，要比我们认知的远早的多：仅从其宗教文化象征上，就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

它最早是商代的宗教祭祀食物，用于在特定日期的家庭成员共同的体内祛邪仪式。

它涉及概念包括：主妇、祭神、端午、芦苇、祛邪等。

为让大家更好理解，我将采取倒叙方式。从如今粽子文化遗留的诸古老概念，逐条考证，以还原其商代本样。

以及补上最重要的遗失历史：一个妇女曾主导神权的时代。

糉

“粽”的秦代小篆字是“糉”。

也就说是：粽子，在先秦时即已存在。

不仅存在，还是在灭楚的秦国早已拥有的地方文化。

在这，就直接否定了粽子与楚国屈原的关系。（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屈原是真实人物。《九歌》《离骚》等实际是秦汉好“黄老”之术的道家人的宗教颂文。其主要内容是记录与赞美神灵，很少涉及国家情怀。）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注解：糉，芦叶裹米。

也就说至少在汉代，用芦苇叶作为指定材质来裹米的粽子，即已定型。

芦苇

当代多数中国人已不太清楚：芦苇在古代是具有“辟邪”功能的植物。

其与：菖蒲、艾草、葫芦、松针等植物一样，在人们宗教意识里都拥有“辟邪”神力。

东汉应劭在《风俗通·祀典·桃梗苇茭画虎》里记录到当时人用芦苇编的“苇索”挂在门口以辟邪。

苇索在日本文化的“变体”，现在叫注连绳

苇索在中国文化的“变体”，纸张出现后的“索子”

南朝范晔在《后汉书》也记录到“苇戟”，即用芦苇制作的戟类法器（不一定象形），配合桃杖这法器，共同祛除厉鬼。

也正因为“芦苇”的这“辟邪”功能，我们才能清晰明白：为何先祖一开始选择了芦苇叶作为特殊材质，去裹米作粽子。

芦苇的辟邪功能概念，在一些人群那仍有记忆。

只不过在更多人那里，消失的无影无踪。

尤其是在已放弃芦苇叶包粽子的地区。

端午

端午节是为“辟邪”，这宗教概念仍在我们这代人记忆里。

“辟邪”包括：家庭辟邪与个人辟邪。

其中：家庭辟邪，即在门庭挂上菖蒲、艾草等具有辟邪功能的神草。

个人辟邪，又分为两类：体表辟邪与体内驱邪。

体表辟邪：通常是在耳鼻口目这“七窍”作“点酒”仪式。（我本人现在还清晰记得祖父用白酒点在幼年自己“七窍”时的清爽刺激感觉。）

体内驱邪：即饮酒，有些地方是雄黄酒、菖蒲酒，以及吃“粽子”。

小孩子不宜饮酒，所以吃粽子成了唯一“体内驱邪”的可选项。

也就说是：粽子，即用辟邪的芦苇叶制作的特殊食品，就起初而言是为“体内祛邪”而生。

在这，驱邪与祛毒可以等同看待。起初，端午节的宗教功能就是：驱邪与祛毒。

到这，我们就大致明白为何粽子在端午这天不能轻易被其他食品代替的根源。

粽子里包裹米、枣、豆沙、肉、蛋等馅料都不是太在意，关键是其辟邪功能的“粽叶”，不能被替换。

中国北方仍沿袭用“芦苇叶”，南方有改用“箬叶”。

中国国土面积广袤，南北气候、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植物具有地域性。携带此文化的华夏人不得不就地取材以传承宗教文化，于是便发生了这种以地理特征为区分的粽叶材质变化现象。

当然，最重要的变迁原因是：华夏文化在从北方逐渐向南方地区扩散时，芦苇的宗教辟邪功能在时间与空间里逐渐被淡化。

这是文化变迁的正常现象。

使用芦苇叶制作“粽子”食用以作体内驱邪的宗教仪式，现在可考到秦汉时代。

随着甲骨文出土，我们得以进一步发现“粽子”文化很可能被远追到商代。

商族人是否作粽子，或者说作的粽子样式是否已有“菱状”雏形，因没有实物发现，以至于难证实。

但粽子文化起源最关键的是其宗教象征，而商族人的确在用“芦苇”作辟邪仪式，且执掌此宗教仪式的恰恰就是“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们既管家庭宗教仪式，又管家庭炊事。

并且在延续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包粽子一直也属于家庭主妇的特权与义务。

也正是这两者之间存在高端关联性，所以使我很难排除粽子是不是起源于商代--这可能。

妇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召南·桃夭》

现代人们多知道“妇”的一个概念，即：出嫁女性。

而对“妇”的另一核心概念：执掌家庭祭祀权力，极少耳闻。

中国人的家庭祭祀权力大致分为：1、对祖先祭祀的权力；2、对其他神灵祭祀的权力。

传统上，对祖先祭祀属于家族男性特权；除此外的各类神灵祭祀，则家族男女都有权力，且多为女性主导。（我们可以回忆下自己家庭：对于祖先祭祀是必须要由祖父、父亲、儿子这些男性成员祭拜；而诸如佛陀、家神等，基本都是由祖母、母亲主导。）

作为周代礼制文献参考的《周礼》，将妇女执掌家庭祭祀这点写的很清楚。

这里的祭祀，不单是侍奉神灵，还包括家庭必需的“巫术”仪式。

成书于战国的《国语》记录到：“巫”的本义就是执掌巫术活动的“女性”，“男性”叫“觋”。

也即，“妇”的本义：是作为必须执掌家庭宗教仪式的核心成员的到来。

妇女做祭祀或巫术仪式的地方，就叫“室”，这是“室”的本义。

所以，开头引用的“宜其室家”，我们就能明白周代的“室”与“家”是作为两个同等概念出现，而非现在的“室”仅是从属于“家”的一部分概念。（《诗经》开头常用的“起兴”，主要为“隐喻”象征。因为“隐喻”性，所以开头都尽量选择近似物象来象征。人们不会用“喜庆”物像来隐喻“悲哀”主旨。所以，作为人们概念上的“喜庆”又是“祛邪”的“桃”，在这里本身就与“新婚及家庭巫术”相关联。）

周人“妇”的宗教概念，是源自商族宗教文化。

随着甲骨文出土，我们了解到商族妇女的宗教权力是要大于周族妇女。

其中最突出一点是：商族妇女拥有周族妇女没有的“祖先祭祀”权力。

甲骨文是古代世界最好的老胶片，为我们拍下了三千年前中国社会的实景轮廓。

我们通过甲骨文，可以清楚看见“妇”的本义：用芦苇做巫术的女性。

妇

，由女+帚构成。帚

，就是后来的“笤帚”。苕帚的材质包括芦苇及其他长茎干类植物。甲骨文有“竹”，于是排除“帚”为“竹”，以及再排除其他不含有宗教辟邪功能的长茎干类植物。于是商代“帚”材质基本就只剩“芦苇”。由此可知：妇，正是守在“芦苇”前的女性。

帚，是立在三角支架上的“芦苇”。这就说明：商族里的“帚”，并非后来清扫道具的“笤帚”，而是巫术活动的“法器”。

所以，妇：即是跪在立起来的“芦苇”旁，施展商族文化里传承下来的“法术”。

由于商族妇女疑似拥有等同男性的家庭宗教权力，很可能还大于男性，如：某些神灵祭祀或法术仪式仅限为女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一个笃信宗教、崇拜鬼神的商朝社会：家里是完全不能缺少女性。

它不但关乎家族生育问题，同样关乎家里极重要的宗教问题。

从这，我们也就完全理解甲骨文“安”

的造字本义：为什么造字时会画成屋里有个女性----即，因家里有了执掌巫术的女性这关键角色存在，通过其施展族群传承下来的巫术仪式，所以才实现了家里完全的“辟邪”功能，从而真正“安全”。在此字的甲骨文“安”里，更直观表现了施展法术仪式时的女性大量出汗特征。若家里缺乏女性，即缺少执掌祭祀与法术仪式的关键人，那么家里极易遭受邪气与鬼怪入侵，神灵不宁，从此厄运不断，即“家里不安”。

通过对商代妇女用“芦苇”施展巫术与祭祀的宗教仪式的分析，再参考主妇们又执掌家庭饮食，到此就不难推测出：作为用“芦苇叶”为专属材质制作的粽子，很可能正是商族女性为在特定日期用以“体内驱邪或祛毒”的发明。（这里的“特定日期”，暂不能确定为“端午”。通常重大节日都由中国王朝命令。“端午”与“五月初五”的关系，不会早于周代，因为此时国家才使用“x月x日”的时历。在此之前的商代，“特定日期”作“祛邪”应已存在。）

也正因出嫁女性与家庭宗教仪式的互动关系，我们就大致了解：至少在陕西，为何粽子在以前人们的意识里仅是属于舅家与本家联系的特殊礼品，而不得随意赠送。事实上，赠送粽子是由舅家人向女儿家庭的单向行为。参考商代妇女使用芦苇执行巫术的文化，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赠送粽子，实际是商代舅家人赠送芦苇这法术道具给女儿家庭的宗教文化变体。

周人基本沿袭了商族妇女为家庭祭司的宗教文化。

这也正是“粽子”文化得以在周代即已遍地出现的原因。

小故事：

“巫”的本义，就是巫女。巫术，即巫女施展的法术。男巫叫“覡”。从古代就称“巫术”，而非“覡术”这口语上，我们就能知道曾经有过一个由女性神职人员为主角的时代。与商宗教有高度同源性的日本神道教里，祭祀神舞仍由“巫女”们来表演。但我们知道入周后，祭祀神舞就成了男性专属。这种文化剧变现象，恰恰是周宗教与商宗教不同的一大证据。

遗失

商周妇女在家庭宗教里的职责改变，是导致这段关键记忆消失的根源。

在此，额外补充下有关商周两族的事。

商族与周族是宗教文化、服装、外形打扮等差异非常悬殊的两个群体。周族就是现在我们印象里的古汉人形象，而商族人更近似满清人--突出特征就是“剃发留辫子”。商族以东的夷人为披发纹身，其沿海一支于公元前300年左右东渡日本，成为日本人祖先，从这可知商族语言与东夷语不一样。商族以南是断发纹身的吴越人，语言为侗台语。商族以北是居住窑洞，茹毛饮血的牧羊族群。彼时的华夏大地，族群、语言、文化、宗教差异非常大。在周朝建立前，从考古文物可知：商宗教对以上族群都有极大影响力--我们可以认为商王通过商宗教已在中国已建立起了一个共同文化区。

周人征服了包括商族在内的上百部族，开启了华夏族大同化史。这同化史的核心是让各部族皈依周宗教，接受周礼重塑的文化、伦理与身份认同观念，以最终认可自己是华夏人。

后来继承这理念的，正是“儒教”。汉化的本质，即是“儒化”--帕米拉·克劳斯雷。

早期的华夏神祖排位，似乎是现实政治文化的复制品。

在那时，弱势一方的首领通常会拜强势一方的首领为“父亲”，形成“父子关系”。这种“父子关系”与彼此年龄之间关系不是很大。石敬瑭就拜比自己年龄小的辽国国主为“父亲”，以求附庸。在人们意识里，似乎“父子关系”最具有亲密性与权力支配性--父亲对孩子有绝对权力支配。

周王神祖的“黄帝”，成为其他被征服部族神祖的“父亲”，高度疑似为这种“政治文化”的体现。

作为周王神祖的“黄帝”，似乎来自商宗教的大地之神“堇神”--即“后土”。入周后，“堇神”名称记忆消失，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堇”是“土”的意思。其俗名的“后土”，则流传至今。当然，黄帝本身是热衷商宗教修仙文化的周文王在“修仙”过程中“神启”的结果。所以，它也就成了周宗教里的特有神灵。黄帝，作为周贵族神祖的突然加入，可能一度令他们也难接受。因为大家记忆里的神祖为“后稷”--原商宗教里掌管五谷的“年神”。

华夏族，是周宗教里的族群。

按先秦观点，各族群的先祖是五位神灵：中帝黄帝、南帝炎帝、东帝太昊、西帝少昊、北帝颛顼。五位天神掌控世界，所有人类按其方位各为其孩子。周贵族属于黄帝一系。商代甲骨文里已出现东南西北四方神。所以，参考商宗教而创建的周宗教起初也应是四方神，而黄帝高居四神之上。

在一些先秦资料中，东帝太昊、西帝少昊、北帝颛顼，三人是黄帝子嗣。黄帝与炎帝是兄弟关系。所以，这正是“五方上帝”又可简化为“炎黄二帝”的概念原因。但必须知道，这只是先秦时代的众多说法中的一种。在宗教概念上，黄帝始终属于公认的五帝里法力最大的神灵。但在血缘上，五帝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暂没人清楚。甚至，五帝里：除了炎黄二帝为公认，后三帝的名字即其所指向的神灵--涉及很多，都没统一说法。

商宗教不同于周宗教，多数神灵名字被记载在甲骨文里，不过破译出的很少。关键是：没有发现“黄帝”二字。

周人征服商族后，商贵族是必须要皈依周宗教，包括将自己族谱新接入到周宗教的神谱里。

商族社会的宗教大变，可能是作为家庭巫师的妇女失去“芦苇”作法术这一现象的原因。《周礼》记载了周时代的妇女仍有家庭宗教权力，但没交代清楚是否沿袭了商宗教的“芦苇”巫术仪式。

商周仍是高度神权化的宗教国家。

到了孔子时代，他破天荒的为中国社会开启“祛魅”革命，最突出的是将社会主流观念里的“神祖”黄帝彻底改为“人祖”形象。

并且，他创办的儒教：非常厌恶“巫术”文化。

新兴的儒教，对女性家庭职责有了重新定义：推崇人母责任，反对“巫术”教育。这些新兴学者们为我们写下关键的族群历史，训练女儿“知书达理”，即意味着：人为阻断家庭妇女的宗教职能。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凡是接受教育的女性，会自发丧失传承家庭巫术的兴趣与记忆；教育越多，会越发将其视作“封建迷信”而排斥。这是社会家庭里由女性执掌的包括“芦苇”在内的各巫术仪式丢失的一大原因。所以，民族记忆反而留在了不会写文字历史、但宗教行为继承下来的文盲女性。

汉代儒教兴起，之后佛教突发崛起与道教出现，都对取消女性巫术职能产生关键作用。

佛教对中国家庭宗教文化的变革是极其明显的：佛祖与菩萨，直接代替了妇女的“巫术”职能。以前，家人遇事是求妇女作巫术来帮扶，现在包括妇女在内的家人们只求佛祖菩萨保佑即可。佛教以前，中国家庭基本不太供奉除先祖以外的其他神灵。有可供奉的最高神灵，即一家之主的“灶神”，就神职而言仅是人与天帝之间的使者。像最高神灵的天、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等，私人家庭都禁止祭祀，而这仅是皇帝的特权。现在，作为人们意识里宇宙法力最大的佛祖，反而人人都可以供奉，所以再让妇女作巫术呼唤那些小神灵庇护，似乎意义也不大。佛教对中国宗教信仰的冲击，也促成了整理本土宗教理论的道教的出现。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系统性的宗教理论，但有广泛的修仙与神灵崇拜文化。道教新创的这一体系，在原信徒的中国家庭里同样意味着代替了妇女专有的“巫术”职能。

佛教传入日本后，一度让巫女们也濒临消失。这是其替代妇女“巫术”职能的经典案例。日本人复兴巫女文化，也才是几百年前的事，甚至可以说是近代“明治维新”的结果。因为试图创建新日本民族的维新者们，需要将天皇在人们心里重新崇拜为“神”。于是各类神道场所才得以复兴，作为其关键元素的巫女们，也才得以有了新的存在价值。

失去应用场景，也即失去社会存在价值，这是导致中国妇女遗失家庭巫术职责的根源。

小故事：严格地说，妇女的巫术职能在特殊场景里仍被沿袭下来。如我陕西老家的“收惊”。收惊，即收惊吓。妇女将孩子抱在怀里，轻拍其头，然后喃喃念咒语。多数咒语仅是“孩子名字+回来了”这两句。念动时，会在名字结尾处加语气词（yer），组成3+3的对称格式。（yer）的发音为仄声，三声、四声皆有，呈现宗教颂词的音乐特征。（yer）的发音也要拉长，大致在3-10个字的发音长度。如姓名+（yer）超出3字，就省掉念“姓”。如此不停重复。如果孩子受到中度及以上惊吓，人们通常会认为其“魂不守舍”或“魂吓没了”，而在街道飘荡。这时需要两个妇女一起配合。一个妇女在夜晚门口的路上高声呼唤孩子名字，即如呼唤孩子游荡的灵魂，而另一妇女抱着孩子在家里应声答道“回来了”。如此反复几次，直到妇女自认为孩子状态有所改善，即灵魂重新归体，为止。在这妇女观念里“自救”的巫术仪式期间，没有神佛的身影，男人们更是起不到任何作用。也正是这种特殊场景的应用价值，才使得极少数巫术仪式被延续下来……当然，到我这代人基本消失。

结论

到此，我已将“粽子起源”与商周妇女的“芦苇”法术仪式，在证据链上给完整建立起来。

从而也就发现：粽子，正是商周妇女执掌“芦苇”法术仪式的宗教文化的创造。

至于，其具体诞生在商代还是周代，已难进一步考证。

也正是因为家庭主妇利用“芦苇”作法术仪式的这一现象与记忆的消失，才使得人们在面对“粽子”这事物时，已难搞清楚其真正起源。

卡尔·施密特有个经典论断：现代国家学说的一切概念都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

我们中国文化的起源真相，也是如此。

从商代妇女执掌“芦苇”的巫术仪式，到“粽子”的诞生，再到南北方“端午”文化的共性与差异特色，我们能清晰看到自己族群文化的流变过程。

中国文化的几千年延续性，根植于此。

近代以来国内的各路中国文化研究，似乎都在脱离我们族群自身已有的宗教文化这根本，而将现存本族文化的起源都似乎假定为历史上“突然”出现的事件，比如：借自其他族群。

华夏族文化似乎仅是外来文化的大杂烩组合体，而不存在自身的原创性或主体性。

闻一多考察粽子及端午起源于未华夏化前的南方部落，就是这一典型代表。胡适、鲁迅等更倾向于抹杀本族的原创性。郭沫若等则属于先立政治立场，再歪曲族群文化真相。他们都对本族群的宗教文化--特别是民间宗教文化，知之甚少。能否厘清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复杂关系，都是问题。个别人可能知道一点，但心里排斥。于是最终将其与华夏族文化现象的关联线索给直接掐断……

这些巫术，曾是给予我们族群女性长达四千年之久的精神庇护。

无论当代中国人对我们先祖这些古老文化持有哪种感情，喜欢的、无感的、唾弃的，但必须得承认这就是我们族群文化起源的事实。

也是中外各族群文化起源的事实。

在这些我们民族古老遗存文化大面积灭绝前，帮其记录到存在过的证据，以及通过这些证据进一步窥探到更古老的商周先祖的文化面貌真相，也算是尽到我作为炎黄子嗣的一份责任。

（本文在去年文章基础上略作修改。以此献给那些传承华夏宗教文化信仰的人们，以及给予我关键线索去发现华夏文化源头的已逝祖母----任玉英。）

附：

重解神话：一部另类的华夏族起源史

中国东夷人的后裔：日本人

天干地支：十神器与十二神

我们“年”文化的起源与未来

天狗与蚩尤，被遗忘的殷商神话

神话与历史，古籍里消失的中国民族考

师兄，你的商代仙术故事

黄帝源起：周文王修仙的神启

春、夏、秋、冬，消失的中国日神信仰考

天地图腾：中国“义”文化的起源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