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百科知识

长时间高烈度的战争中,普通人的生活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长时间高烈度的战争中,普通人的生活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长时间高烈度的战争中,普通人的生活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尽管在当代的互联网讨论中,苏德战争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往往只是“钢铁洪流”的神话,当代人的绝大多数讨论也是围绕于此,为一场场战争中的战术、影响和伤亡等等争论不休一一但纵然我们如何“津津乐道”,也改变不了战争的残酷本质,战场上厮杀的苏军战士们绝非一个个数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因而也会被混乱与黑暗的恐怖时代摧残“疯癫”的活生生的人。

而军事终究只是政治的延续,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支撑一场场战争展开的绝非是个别几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或几个荣誉加身的集团军,而是被当代人很少重视,甚至忽略了其存在的苏联后方无数的人民群众一一更不要忘记,在战争的苦难下,他们也会和前线的士兵一样饥饿寒冷,也会疾病缠身,也会痛苦绝望……

可以说,他们的艰苦与贡献比起前方的战士也不遑多让,然而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与独立,甚至于仅仅只是为了免于被纳粹屠杀奴役这点小小的愿望,纵然生灵涂炭,他们也要屹立不倒,顽强的生活着并继续支撑着战争的继续一一直到胜利。

饥饿是一场战争:

事实上,在苏德战争前纳粹“灭人留地”的构想中,作为“劣等民族”的苏联人将会被消灭,而德国人将会取而代之、笼中换鸟,移民到这些经“净化”后崭新的“生存空间”一一因此,在他们看来不仅在战时人为创造饥荒是必要的,即使在战争胜利后,因为苏联人只会对帝国新获得的东部疆土“造成生态障碍”,因此有必要将除一千四百万苏联农民留作奴隶外,剩下七千万人都驱逐到北极地区一一希特勒甚至将苏联人比作美国的印第安人,表达了将他们彻底消灭的愿望。

然而,正如纳粹政权其他不切实际的妄想一样,企图在战时饿死数千万苏联人的幻想很快被德国国防军发现并证实是不可能的一一根本无法密不透风地严密封锁如此庞大的地区,但尽管如此,苏联前线的迅速崩溃还是使其丧失了大量包括众多优质农田的领土和数以百万吨计的粮食储备,毫无疑问,尽管纳粹德国没有达到最初的预期效果,但是苏联的粮食供应仍然受到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显然,饥饿是纳粹对苏联同时发动的另一场战争,也是苏联的另一个战场-一因此,为了赢得这条冰冷的“战线”,在受到侵略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苏联的粮食供应系统就对战争做出了初期反应,即将粮食优先供应给军队,并且在一个月内,就迅速建立了一个包括城市人口和农村雇佣工人在内的战时配给制度,战前的零售贸易急剧收缩,商店要么关闭、要么转为配给分配中心,整个国家的粮食供应系统迅速转向战时配给制度。

然而,战时配给制度的迅速建立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情况一一鉴于领土、农产品、畜群和食品加工厂突兀且大量的损失,苏联缺乏足够的食物来充分供应所有的社会群体,如士兵、被动员的工人、疏散人员、难民和城市居民等等一一这意味着它面临着一个痛苦的两难境地:如何在各种军事和平民群体中尽可能的分配有限且不足的粮食储备。

最终,苏联很快围绕着残酷的现实情况,以战争胜利为目标建立起了一整套分配等级制度一一前线的士兵优先比后方的平民分配更多的食物,同时,军事和平民群体都被进一步细分出更详细的供应等级,其中后方的平民群体的供应等级大致是基于劳动轻重的原则和其岗位对国防的重要性来进行考量。

在这种分配等级制度下,在后方从事国防生产、能源部门、冶金、橡胶、铁路和水运的工人比起其他工业部门和市政服务部门的工人能分配到更多的食物,同时,所有部门的工人相较于政府雇员、成年受扶养人和儿童,他们也都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一一同时,需要注意到苏联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包括幼儿、哺乳期妇女、从事危险职业的工人和青少年工人等)做出了特别的努力,要么提高他们的膳食热量,要么让他们有特权获得补充营养的食品(如牛奶):

1943年11月苏联不同部门的工人、政府雇员和家属每日所能分配的基本口粮的卡路里含量、实际需求和其卡路里含量占实际需求的百分比

1943年11月苏联不同部门的工人、政府雇员和家属每日所能分配的基本口粮的卡路里含量占实际需求的百分比

不难看出,“得益于”战时艰苦劳累环境所导致的各个群体劳动负荷大大增加(这加大了他们能量的需要)和前文所提及的粮食供应的极其紧张,除了军工行业的重要官员之外(但该群体也没有高出很多),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通过配给制度获得足够的食物来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群体的人都从配给制度之外的其他来源获得了额外的食物)。

其中要属儿童和成年受抚养人的情况最差:口粮只能满足他们实际需要的25%,相比之下,矿工群体的供应很好一一该群体满足了94%的实际需要,鉴于几乎所有群体都可以从其他来源(如家庭菜园、集体农庄市场、附属于工厂和机构的农业企业等)获得补充食物,光靠口粮就几乎满足实际需要的矿工群体很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遭受食品匮乏的窘境。

然而,其他部门的工人和政府雇员有更大的缺口需要弥补一一政府配给所能提供的口粮只能满足他们实际需要的39%到88%,尤其要属政府雇员在这方面的情况尤其糟糕,尽管他们的劳动负荷并不重,能量支出也因此较低,但口粮只能满足他们实际需要的三分之一。

更准确的说,除矿工和主要军备官员外,每个群体都不能仅靠政府配给的口粮来生活一一政府雇员、各个部门的工人、儿童、青少年和受抚养的成年人能获得的口粮大大低于他们的实际需要,其中大多数工人的“缺口”比政府雇员的“缺口”要小,并且到战争结束时,绝大多数工人都被列入了更高标准的名单,因此他们的“缺口”约为实际需求的25%或更少,然而,即使在他们的日常消费中增加了其他来源的食物(主要是土豆),大多数苏联公民的热量摄入可能仍然要低于实际需要,换言之,在战时大多数人虽然还没有达到“饥荒”的绝境,但仍在艰苦的环境中挨饿一一而在某些时期和地区,特别是在贫穷和交通落后的偏远地区,原本脆弱的供给制度一旦短暂受到破坏,就会出现有人饿死的极端现象。

另外,军工厂热工车间的工人的供应情况也表明,前文所提及得基于劳动轻重来进行分配的原则在各行业的应用并不完全平等和科学,尽管该群体的劳动量及相应的食品需求与矿工大致相同,但他们的口粮只满足了57%的需要,而矿工群体相同的数字则是94%一一当然,除了这些例外情况,大多数情况下都表明苏联战时配给制度进行不同等级的分配时显然的确考虑到了不同群体卡路里的消耗。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代人或许是受到“政委带头冲锋”这样的二战时苏联领导干部光辉形象的影响,总是喜欢过于夸大苏联领导干部“质朴勤俭”、“人人平等”,或许这确实反映了部分事实,但未免有些过于低估“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及消灭其的难度了,事实上,在战时苏联的粮食供应中,平等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大难题。

的确,在一些地方,很多官员被当作普通的政府雇员来供应一一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处于供应系统中很难吃饱的那一部分人群,但在另一些地方,他们的待遇远远高于其他工人和政府雇员,许多人除了收到标准的配给卡外,还会得到特殊的食品补充卡,算是苏联版的“保健标准”。

直到1943年7月,苏联颁布了一项法令,详细规定了党、工会、苏维埃和共青团的各级官员将获得多少食物,但苏联并没有完全规定这些标准和类别,因此一些工厂的领导层又抓住了空子一一他们在工厂里建立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食堂,把中央和地方的粮食储备从工人手中转移到自己的管理圈子和受宠的小圈子。当然,这种挪用粮食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很难得到政府的宽恕,尤其是当全联盟工会中央委员会的调查员发现这种做法时,责任人不仅会受到处分甚至很可能会受到刑事起诉。

例如,根据他们于1942年5月对基洛夫市第32航空厂的调查显示,有不少于四个食堂,每个食堂为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数量和种类的食物。在等级制度的顶层,即主任食堂只为主任、总工程师、三名副主任和总簿记员等等小圈子内受宠的官员服务一一早餐时,这些“幸运儿”可以得到了两个鸡蛋、25克黄油、奶酪、火腿、油炸甜甜圈和甜茶。

午餐更是包括罗宋汤加肉、火腿加土豆、奶酪蛋糕和咖啡加牛奶等“硬菜”,而晚餐则是炖肉、更多的奶酪蛋糕、热甜甜圈和加牛奶的咖啡一一这顿饭甚至是免费的,不需要使用配给卡就能纵情享用。

第二和第三食堂分别为车间和部门负责人服务,只提供一顿饭,即晚餐,包括扁豆汤、200克的面包和燕麦片。而为普通工人服务的第四个食堂也提供一餐,包括腌制黄瓜和面粉粥一一毫无疑问,这家工厂的领导层完全颠覆了热量消费和劳动支出挂钩的苏联战时配给制度的国家原则。

额外的食物来源:

既然苏联后方的大多数群体无法只靠口粮来生活,尤其是白领群体和儿童群体的“缺口”甚至达到了50%以上一一如果没有其他食物来源作为“补充”,毫无疑问这种因长期的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慢性死亡”会更多且影响更广泛,那么这显然与苏联最终撑过了二战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的事实相悖。

实际上,到1942年初,苏联已经意识到了绝望的粮食状况,并迅速采取行动,用额外的食物来源来补充配给的“缺口”一一为此,苏联政府积极推动了附属农业、集体和个人菜园以及集体农庄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些额外来源对战时人们的饮食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土豆、蔬菜,以及较少的乳制品和肉类。

其中,要属土豆的补充作用最为至关重要一一土豆得益于便于种植和生长迅速,同时具有丰富的碳水、蛋白质和维生素的优势,迅速成为了战争时期的“明星食品”,那么土豆为苏联民众提供了多大的补充?这里下表为我们显示了1943年城市居民对个人菜园地和附属于特定省份工厂和机构的附属农场种植的土豆的平均消费量:

1943年苏联部分省份城市居民的土豆人均每日消费量及其卡路里含量和蛋白质克数

我们可以注意到,土豆提供的热量和蛋白质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一尽管在莫斯科,土豆对苏联人饮食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其他地方,它们被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补充。不幸的是,战时苏联土豆消费的地理分布并不均衡一一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和车里雅宾斯克省,土豆无疑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在西西伯利亚,特别是在库兹巴斯(克麦罗沃省),马铃薯提供了大量的热量补充,该消费可以部分地解释了那里饥饿死亡的发生率相对较低。

此外,我们虽然注意到虽然从1942年开始苏联就已经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土豆,但产量在1944年才达到高峰一一换言之,1942年和1943年的产量相较而言要低得多,因此在这两年间其对饥饿的缓冲作用较小。事实上,土豆真正“大显神威”要到1944年,这一年城市居民的附属农场和园地的平均土豆消费量比前一年几乎翻了一倍,从52公斤增加到101公斤,即每天276克,为每人每天提供了额外的232大卡热量和3.5克蛋白质。

但是,如果说马铃薯是战争中的“明星”,那么相较而言,额外的食物来源中肉类、乳制品以及植物或动物脂肪仍然非常短缺一一正如配给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口粮一样,尽管一些工厂建立了养猪场,苏联也将一些大型国有农场附属于工厂。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人来说,这所能为其提供的额外的脂肪和动物蛋白的消费补充仍是微不足道的一一当然,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前文的结论,即额外的食物来源对战时苏联后方人民的食品消费中的重要补充作用:

苏联城镇人口的食物来源(占所有食物热量的百分比)

我们可以注意到,额外的食物来源在战时长时期占到了苏联人热量消费的20%左右,当然,热量供应中的“主力”仍然是苏联的国家配给,战时配给制度为他们提供了80%左右的热量消费一一但前者的重要性也值得我们注意。

综合后的战时消费情况:

再考虑到战时配给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口粮和额外的食物来源的补充之后,尽管要知道战时苏联后方民众实际消费的确切卡路里数量和食物种类仍是非常困难的一一苏联的统计人员在战争年代没有进行家庭预算研究,但我们可以通过苏联的中央国家储备和其他来源提供的食物的总数字,然后除以接受这些食物的群体的人数进行一个相对可靠的消费估计,最后结果如下表:

苏联1939年和1942-1944年成人每日平均卡路里消费量与科学建议的对比

这表明,1942年苏联城市成年居民平均每天从各种渠道消耗的热量为2555大卡,相同的数字在1943年为2751大卡,1944年为2810大卡,均要远低于战前39年的3370大卡,也要低于比39年还要更“消费繁荣”的20年代,更要远低于战后消费迅速发展的54年(具体可参考我的这两篇文章,但需要注意,这两篇文章所提及的均是人均热量消费,而不是成人热量消费):

在客观反应苏联战时后方条件艰苦的同时,该数据也向我们展示了许多重要的事实一一首先,它们显示1942年是热量消费的低谷,城市人口只得到了科学建议的消费量的71.1%,1943年和1944年的情况略有改善,但相同的数字也只是满足了76.6%和78.2%,这仍然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缺口”。其次,需求和实际消费之间的缺口持续了几年。虽然1943年和1944年的粮食供应有所改善,但增加的粮食并没有弥补1942年的营养不足,相反,这种短缺仍在继续(尽管在不断减少)。

然而,饥饿造成的死亡率是在1943年达到顶峰,即使在粮食供应改善之后,也持续到1944年一一更准确的说,粮食最短缺的一年,即1942年并不是因饥饿而死亡最多的一年,在1942年的短缺和其随后的影响之间存在着一个滞后。

这种之后滞后向我们证明了,苏联战时的食物匮乏并非剧烈的足以让人快速死亡的严重饥荒,而是对人类机体造成缓慢损失的营养不足,而且这些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因此,在食品供应的低点(1942-1943年)和饥饿死亡的高潮(1943-1944年)之间存在着延迟反应一一这侧面证明了我们前文的观点,即苏联在战时大多数人虽然还没有达到“饥荒”的绝境,但仍在艰苦的环境中挨饿。

但我们最后仍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因为苏联战时配给制度供应的食物量的相对匮乏,后方很多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但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的大背景下,苏联政府的战时配给制度确实有力保证了大多数苏联人的生存,并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1943年按年龄和性别划分的苏联不同地区的饥饿死亡率(饿死占总死亡总数的百分比)

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使是在饥饿死亡的高峰年,即1943年,因饥饿而导致的死亡也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男人这些相对脆弱的群体,其次是幼儿,最次才是青年和少年儿童一一后两者占到了苏联人口的绝大多数,但饥饿死亡率微乎其微(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很多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尤其正如前文所言,战时配给制度下未成年人获得的口粮大大低于他们的实际需要,他们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内部的分配和儿童特有的额外食物来源,如学校食堂的补充)。

而此时占苏联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的中老年男性死亡人口中因饥饿而死者占15%左右,而同样的数字幼儿不到5%(再次强调,这里的“分母”不是总人数,而是死亡人数)综合来看,尽管得出苏联战时准确的饥饿死亡率近乎不可能(尤其是疾病的传播扰乱了关于死亡率的统计数据)一一我们只能知道整场战争中苏联城镇地区的饥饿死亡人数大致在22.7万至34万这一区间徘徊(比起占领区死去的410万苏联人相形见绌),但这足以证明苏联二战时的战时配给制度的确保证了大多数人的生存。

固然,即便如此,也并不影响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条件是极端艰苦的,苏联政府的战时配给制度可以说是“残酷的”(甚至说前文一直在时时刻刻强调这一点)一一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的的确确生活在这个充斥着死亡、混乱和黑暗的可怕战争中,每一个人都因为法西斯无休止的侵略欲望,被迫亲身参与了苏德战争这场人类史无前例的疯狂战争,正如唐纳德·费尔策(Donaldson A. Filtzer)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