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张扣扣一案二审维持原判,以故意杀人罪、故意毁损财物罪判处张扣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好几个邀请了。。。今天闲下来翻了一下二审庭审记录,感觉还是有些法律问题可以说。
我不喜欢某律师的舆论炒作手法,因为这种做法损害了整个司法环境和公正,但是我能理解这种行为,所以不对此发表意见了,只讨论案件中的一些问题:
这其实属于毒树之果的问题,即:在非法取证中发现线索后,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世界各国对此的态度,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国都是认为排除“毒树”,但毒树之果可作为证据使用。只有“毒树之果理论”发源地美国,是最早一概排除的,但是后来也受不了,又制定了一系列例外情况,具体可看另外一个回答的介绍:什么是毒树之果?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自然也是随大流:排除毒树,但毒树之果可作为证据使用。
不过我国的立法上,没有直接对“毒树之果”能否采纳作出规定。
在2010年制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时,曾经在草案中有一条“对于以前两款(指非法方式取得的言词证据和物证)的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法庭根据取证行为违法的程度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
打算把决定权交给法庭,但是后来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争议太大,最后也取消了。
在本案中,(辩方认为)属于毒树的是“张扣扣供述刀具下落的笔录”,属于毒树之果的是“根据该供述而打捞出来的刀具”。
本案中,辩方认为该笔录是公安人员郭某引诱下作出的非法证据,而控方认为不算。法院采纳了控方的观点。
由于看不到具体的证据内容,我们无法判断当时郭某说服张扣扣的话到底是“引诱”还是“讲道理”(从后面郭某出庭作证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引诱),但即使该笔录属于非法证据(毒树)而需要排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刀具也仍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实务中,精神病鉴定的启动由司法机关决定,辩方只能陈述理由以说服司法机关。常见的有效理由有三方面:
但即使以这三方面为由提出申请,也要提供一定的依据。
比如提供本人或亲属曾经因精神疾病治疗过的病历、诊断证明,或者找邻居、同事之类对本人比较熟悉、但又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来证明“这个人平时就不平常”。
而本案中,首先,辩方没提供任何病历材料或证人,反而是控方找了一组证人来证明“张扣扣平时很正常,全家都正常”。
其次,辩方在本案中提供的依据是“北京正慧科鉴咨询服务中心”出具的一份《审查意见书》,先不管意见书的内容,光是这个机构,上网一搜就能发现。。。
它压根就不是司法鉴定机构,这种意见书当然不可能被采纳,理都不会理的。(好歹找个与精神病鉴定沾点边的机构吧)
所以后来检察员反对鉴定人出庭的意见就是直接说这不是鉴定意见,不是证据种类中的任何一种,作出机构也不是鉴定机构blablabla
(我觉得检察官关于这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整个庭审中最精彩的部分,放在最后,有兴趣自己去欣赏吧。)
想暗示郭某是因为自己的事情立功而升官
(我就是为了查证这段话的真实性去翻庭审记录的)
王家作为加害人,先行行为带来救助义务,不履行救助义务要对死亡结果承担后果;但是夫妻之间同样也有救助义务,老婆被打了不抢救,而是抱到加害人的家门口放着。。。张扣扣他爹当年没被追究刑事责任还真是司法机关渎职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为母复仇把爹杀了,这是违反伦理呢,还是合乎伦理?
张扣扣还是这么实诚,在整个检察员的讯问过程,张扣扣很坦诚地把作案动机、预谋、具体细节都老老实实地说了……说实话刑事案件中这么配合的被告人不多。其他的老实部分不截图了。
前面说要自首,但是这里又说了”不带手机是为了反侦察”,明显否定了他的自首意图。
总的来说,在法庭讯问阶段,辩方大概是吸取了一审时的教训《如何看待张扣扣案一审判处死刑?》,事先与张扣扣有了沟通,除了张扣扣意外说出真正杀母凶手是他爹以外,没有再出现其他不可控的内容。
如果结合上面那个回答中对一审讯问过程的分析,还可以发现这次张扣扣在二审的讯问中,对同样的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不过懒得去一一对比了。
另外张扣扣在回答检察官的问题时,仍然是一审中那种只图自己说得爽的作风。
这四份录音是案发当时的路人报警录音。
依辩方申请,一审不同意提取,二审期间作了提取。
但是,这是辩方要求提取的证据,辩方发表的意见却是“取证程序不合法”和“属于证据突袭,我们要求延期”。
关于“证据突袭”这点,两个律师一开始不承认自己之前同意“庭上直接听”,直到法院方拿出证据才不得不承认。
这只是文字直播,但现场情况可以想象得到,明明是自己不来阅卷,还推卸责任,两个律师当庭说谎被揭穿,脸被打得啪啪响,这是何等难堪的场景。
而另外一方面,这是辩方要求调取的证据,辩方质证意见却是“证据来源不合法”,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录音中没有他们所需要的“报警人称精神病杀人”的内容。但是,3月29日就通知阅卷了,而且是这么重要的对能否精神病鉴定有影响的证据,派个助理去复制一下有这么困难吗?
这里辩护人倒是说的没错。
2016年2月、6月,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取消13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0号)、《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35号),取消了价格鉴证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注册核准。
2016年3月、4月,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先后下发了《关于停止办理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证综〔2016〕38号)、《价格认定行为规范》(发改价证办〔2016〕84号),决定停止办理《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已发放的机构资质证书不再作为行政证明使用,并取消了价格认定人员在“价格认定结论书”上签字的规定。
因此,在这日期之后,价格认定书已经不具备司法鉴定的要件,失去了“司法鉴定”的地位。学术上认为这之后,价格认定书的证据种类属于“书证”。
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证据效力(但证明力会比以往削弱),在实务中,仍然可以作为认定价格的依据。
但检察员在这里的回应显得很官方套路,完全没抓住要点,有些失分:
其他的内容,包括辩论阶段,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没有比一审更新鲜的内容。
最后附上检察官对《审查意见书》的质证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