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伊朗可以爆发伊斯兰革命逆世俗化?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鉴于最近伊朗又双叒叕一次爆发了骚乱,所以有必要谈一下如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由来。
没人喜欢神权政府,但在很多人的认知中:“伊斯兰革命”就是远在巴黎的霍梅尼一念咒,三千七百多万伊朗人就集体中邪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然后敲锣打鼓把毛拉们从清真寺里请出来主持大局。
这是错误的认识。原教旨主义者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所以才得以掌控伊朗,并着手建立他们梦想中的“伊斯兰国度”。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号召力,又为什么爆发出这样的能量,伊朗不选择他们行不行,又该如何摆脱他们?这些问题只能在了解“伊斯兰革命”前因后果以及国王出逃,伊朗内部的权力斗争之后才能有所解答。
首先,先从什叶派和伊朗的渊源谈起。
什叶派作为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从与逊尼派分化的那时起就具有极强的反权威意识,而什叶派的历史,也是一部被打压、被迫害的历史:十二位伊玛目中前十一位都死于非命,最后一位就是穆罕默德·蒙塔扎尔,也被叫做“马赫迪”,据称自公元941之后便“神隐”,不知去向,只会在世界末日时出现。
而伊朗也是饱经苦难的民族,自伊斯兰征服之后,伊朗便长久的陷入异族的统治中,伽色尼人、塞尔柱人、花拉子模人、蒙古人、鞑靼人……来自中亚的征服者们一批批的通过伊朗前去黎凡特和小亚细亚,而伊朗人在16世纪初,终于结束了外族统治和国家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萨法维王朝。
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者伊斯玛仪一世少年英雄,年纪轻轻便一统伊朗,还斩杀了中亚新崛起的征服者昔班尼。伊斯玛仪出身什叶派教团,父兄早年也都死于非命,他决定以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再以波斯文化为载体,将伊朗的各民族进行融合。
彼时的伊朗,逊尼派仍然占据大多数,所以这就使得萨法维王朝做出了一个影响后世的决定:从黎凡特和波斯湾地区招徕大量的什叶派乌里玛(有声望的宗教学者),对国家的信仰结构进行改造。
于是乎,大批的什叶派教士来到伊朗成为特权阶层,开始掌控伊朗的教育和司法,拥有雄厚的财力(掌握清真寺,征收宗教税)。从此伊朗开始成为“双轨制”国家,即在王朝体系外还存在着由“乡村毛拉—乌里玛—穆智台希德—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组成的什叶派体系。
卡扎尔王朝时期,伊朗的乌里玛集团开始加速集权化,建立了“仿效的源泉”(即神隐伊玛目马赫迪的代表)这一制度,在一些城市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宗教王国”。而内忧外患的卡扎尔王朝,不得民心,也使得乌里玛成为了“反帝国主义,反卡扎尔王朝”的象征,更受到人民的追捧。
所以近代伊朗的宗教势力大概是这样一个形象:反帝国主义(英俄),反政府,拥有立法权和宗教税这两大利器。在伊朗国内事务上拥有很大的话语权,这也导致卡扎尔王朝末期的立宪运动因为宗教界退出而最终失败————宗教势力无法允许立法权的丧失,而支持立宪的知识分子缺少支持。
卡扎尔王朝末期,政变后的礼萨·汗也曾向议会提出建立共和国,但遭到了宗教界的强烈反对,于是礼萨·汗索性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并宣布:“把充分强化宗教看成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增强伊朗社会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于是伊朗并没有走上土耳其世俗化的道路,反而继续加强了“宗教—王权—地主”的老三角联盟。但作为一个发动政变而建立的王朝,礼萨·汗势必要在血统、宗教之外的地方寻找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于是他选择了——发展经济。
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礼萨·汗逐步减少了宗教掌控的地产、议会席位、司法权,这使得什叶派教士与王权至今的联盟濒临破灭,而因为经济发展而诞生的新中产阶级却又因无法得到政治权力而对国王抱有不满,他们更期待一个君主立宪制的伊朗。
时间来到1941年,还未轮到火药桶爆炸,礼萨·汗就因为涉嫌亲德而被英国和苏联联手逼退位,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面临的是“立宪派呼声越来越大,王权逐渐式微”的局面。
怎么办呢?想必大家肯定都想到了——找教士呗。
巴列维决心重建君主专制,于是一开始采取讨好宗教人员的措施:取消允许出售宗教财产的规定;修改1911年的教育法;取消不准赴麦加朝觐的禁令;指示官员在斋月期间遵守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等。
同时巴列维积极投靠美国,签署了美伊共同防御条约,成为美国在亚洲遏制苏联扩张的重要盟友。
此时王权和摩萨台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了冲突,由于民众的激烈情绪和议会的强烈要求,巴列维只得任命摩萨台为首相开始“石油国有化”运动,最终摩萨台甚至得到了国防大臣的职务,军政大权在握。
但不久之后,摩萨台的“民族阵线”便发生了分裂:由于对伊朗共产党演变而来的人民党十分器重,使得伊朗平民认为摩萨台虽然反对英国,但是又投靠了苏联,外加摩萨台的“非伊斯兰政策”和逐渐扩大的权力,宗教界也退出了联盟,教士、地主、巴扎商人……这些传统利益团体一个个加入了国王的阵营中,最终只剩下新中产阶级成为民族阵线真正的支持者。
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宗教界和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合作破裂。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1953年8月,美国出手,摩萨台被软禁,投靠美国的巴列维重掌权柄,自此巴列维政权跟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再也不可调和。
组建了萨瓦克、第二处、皇家监察组织等特务组织的国王于1963年决定进行名为“白色革命”的土地改革,目的是为了缓解六十年代经济萎靡而造成的政局动荡,同时向美国展示自己仍能“掌握并重塑中产阶级”。
“白色革命”的目标明确:将伊朗建设为君主专制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土地改革增加底层对王权的支持,防止教士和地主动员下层民众。
到1971年,政府宣布土地改革结束,但成果并未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土地改革并未改变农村地产规模的明显差异,只涉及享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没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约占乡村人口三分之一)被排除在改革范围内。大量的乡村人口人处于贫困状态(就在这一年,巴列维国王举行了“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的庆典,邀请了世界各国的王宫贵胄、政要名流,在沙漠里打造了一场穷奢极欲的超级盛典)。
但土地革命确实剥夺了地主和教士集团相当大的土地所有权,导致老联盟再一次面临破裂。而妇女解放运动也切实削弱了宗教集团的实力和地位。
教士集团并非任人宰割:在1963年初给白色革命赋予合法性的公民投票时,沙利亚特马达里和霍梅尼就呼吁人们抵制公民投票,愈演愈烈的反对声浪,使得霍梅尼最终在1963年6月4日被逮捕。经过宗教界的强烈抗议,以及民众引发的巨大骚乱后(“六月起义”),数月后霍梅尼被释放返回圣城库姆。但他在1964年11月被驱逐出境,直到14年后才得以返回伊朗。
那为什么一个出发点是“进步”,是“惠及大众”的政策,结果却令国王两头不是人呢?
因为“君主专制”和“发达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共同存在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发展壮大而诞生出的新阶级,势必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度,而这是君主专制万万不能允许的。
六月起义中乌里玛联合巴扎商人和部分世俗知识分子,利用宗教信仰和遍布全国的清真寺网络动员民众反对国王。立场鲜明、勇敢无畏的霍梅尼符合宗教、民主、民族主义三重期盼,成为了伊朗人心中的领袖和英雄。
而“白色革命”虽然打击了教权和地主,却没有拉拢到拥有强烈参政意愿的中产阶级,国王向美国的求助则再一次让全伊朗都认识到巴列维王朝的外国傀儡本质。
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伊朗的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繁荣时期人们的心理期望值极高,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缩就让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加剧了许多群体的不满。本就是政变上台,主打经济发展的巴列维王朝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国内个阶级都开始联合起来反对国王:
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左翼政府;
新兴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要求贯彻君主立宪制,希望拥有更大的政治参与权;
来自乡村的学生们反对高压统治,厌恶颓废的城市生活,投身宗教,大学里出现了数百个伊斯兰学生协会;
巴扎商人所组建的行会和依靠其生存的小贩、工匠们抵制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兴资本冲击;
地主们反对分配土地的白色革命;
伊斯兰乌里玛们反对世俗化;
大量农民涌进城市务工,只能通过清真寺这一场所寻找慰藉和认同,这也使得教士的力量大大加强。
而巴列维王朝的保护神——美国的态度也在变化,1977年卡特就职美国总统,因为越战导致国内的自由主义倾向抬头,卡特竞选时便宣布要在全世界增进人权和自由,正式就任后便设立了人权办公室,伊朗成为“待改造”的国家之一。此时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则表示“贸然让伊朗自由化,可能导致难以预知的后果”,希望美国能够向以前一样维持国王的统治。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巴列维被迫开始自由化政策,准备缓解国内的怨气,不料反而使得局势更加火上浇油:突然的自由化使得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暴涨,专制君主成为众矢之的。大批的政治犯被释放,各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开始通过向国王写公开信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对君主专制。
而被迫流亡伊拉克霍梅尼也呼吁宗教界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展开自己的活动,听命于他的动员网络开始在全伊朗范围内传播霍梅尼的布道录音带,“反君主专制”的各派别凭借着什叶派这一宗教网络实现了串联。
身体状况每日愈下的国王则踌躇不前,一方面他确实想通过自由化改革来缓解国内民众的怨气,另一方面他从始至终也没打算真正与哪个阶级分享权力。摇摆的政策,模糊的计划,使得国王与他的支持者们也开始离心离德。
此时的自由化运动,本质上还是想要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政体,霍梅尼及其所属的激进派乌里玛并未起到主导作用,但1978年卡特出访德黑兰使得这一切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宗教势力崛起。
卡特总统离开德黑兰之后,政府报纸便开始诬陷霍梅尼为苏联和英国的代言人,这激起了宗教界强烈的不满,并最终酿成了1月9日的库姆惨案:12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巴扎商人们开始加入反国王浪潮,与乌里玛进行联合。
此时的“反国王”运动已经不是温和的世俗知识分子能够控制的了,更为激进的乌里玛夺取了运动的主导权,将各反对派融合为一股团结的力量。在库姆惨案的四十天后,为了悼念库姆的牺牲者,又引发了“大不里士惨案”,而大不里士惨案四十天后,又有更多的悼念活动出现了流血事件,于是乎反对派的力量呈指数级别增长,宗教势力和巴扎商人的联合使得伊朗的“双轨”国家的特征展露无疑:一个巨大的宗教和商业行会网络被动员起来用以反对国王。
与反对派的步步紧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权的节节败退,不敢放开手脚镇压,又不愿放弃权力的巴列维国王日暮途穷:每次反对派的活动都会酿成新的惨案,每次惨案都以国王的妥协和削弱萨瓦克作为结果,而新的活动则又会酿成新的惨案。
宗教界在反国王运动中展现出的斗争精神、资源调配能力得到了其他派别的认可,霍梅尼要求巴列维王朝灭亡的坚定立场更让各方都感到由衷敬佩(据说1941年礼萨·汗退位时,霍梅尼就曾想前往德黑兰组织穆罕默德·巴列维即位)。霍梅尼成为了伊斯兰革命的象征,乌里玛成为了伊斯兰革命毫无争议的领导者。
1978年11月,民族阵线、自由运动和人民党加入霍梅尼阵营,伊朗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联盟终于组建完毕(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印象中觉悟最高的工人阶级却是最后加入革命大潮的阶级之一,因为工人阶级的壮大得益于巴列维王朝的经济改革,故工人群体对国王的反对程度不如其他各阶级),在白血病晚期的巴列维则显得更加无力,美国自己内部也为是否力保巴列维政权而争论不休,最终在两个月后,霍梅尼成立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这也代表知识分子和人民党们所期盼的“毛拉们在革命结束后会乖乖回到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霍梅尼和激进派乌里玛能有如此的胃口和魄力去夺取世俗统治权。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黯然离开伊朗,巴列维王朝灭亡。伊朗现在拥有两套班子:临时革命政府和伊斯兰革命委员会。2月1日,流亡海外14年的霍梅尼返回伊朗。
随着巴列维王朝的灭亡,之前各阶级所组成的松散联盟也到了摊牌时刻——全伊吃鸡大赛开始了。整个伊朗涌现出数百个新老政党、团体、组织,纷纷向着最高权力发起了冲击。
当时伊朗的政治派别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政治理想:建立西式民主共和国。
优点:在军队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国际上尤其是美国颇有声誉。
缺点:1.领导层内部不合,分歧严重:有之前被国王邀请接任首相的派别,有认为高层保守自立门派的派别。
2.手段软弱:在革命情绪最高点时,仍主张通过宪法手段获得权力,未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
3.其基本盘——伊朗中产阶级,因革命浪潮而大批移民国外,削弱了民族阵线的实力。
政治理想:建立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相结合的共和国,乌里玛负责监督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不直接管理国家。
优点:在临时革命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军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拥有巴扎商人的支持。
缺点:缺乏全国性的网络和独立民兵组织。
政治理想:建立平等制度,向苏联看齐,由工人和农民而非乌里玛统治国家。
优点:拥有苏联的理论支持,是现代伊朗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力量。
缺点:1.缺乏基本盘,大多数成员长期流亡国外,缺少与伊朗民众交流沟通的经验。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马首是瞻,没有考虑到伊朗民众切实的需求与渴望。未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伊朗化。
2.长期受到各方势力的敌视:乌里玛、中产阶级都不喜欢世俗社会主义者。
3.缺少领军人物和全国网络。
4.内部分歧严重,经常互相谴责对方为反动派或修正主义者。
政治理想:在“纯真伊斯兰教义”基础上建立工农统治的国家,工业国有化,废除“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
优点:伊斯兰平等主义对年轻人颇具吸引力,支持者与日俱增。
缺点:1.革命前夕造到萨瓦克的重点打击,损失惨重。
2.缺乏全国公认的领导人和管理国家的能力,为游击活动设计的组织结构不适于正面的政治斗争。
政治理想:建立神权国家,严格执行沙里亚法。
优点:1.拥有霍梅尼作为领袖,这是任何其他派别都无法比拟的优势。
2.凝聚力强,能够在霍梅尼的领导下统一行动。
3.掌握着独立于临时革命政府之外的如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革命法庭、革命卫队等组织。
4.拥有庞大的非正式民兵组织。
缺点:1.缺乏管理政府的经验和技巧。
2.正统乌里玛们不认可其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宗旨,各方力量也都不认可建立神权政府。
从上面五大派别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政治团体并不支持直接建立神权政府,那为什么最终这场“伊朗逐鹿”由原教旨主义者获胜呢?
一个事业的成功,需要的是坚定的参与者、深思熟虑的策略和果断的行动。而只有伊斯兰共和党做到了这三点。
国王逃离伊朗后,巴扎尔甘被霍梅尼任命为临时革命政府总理,这已经当时的最优选择。
可巴扎尔甘的临时革命政府却坚持了精英路线,不提倡激进改革,这引起了平民的不满,代表中产阶级诉求的临时政府必然无法迎合平民阶层的声音,而伊斯兰共和党控制的各种机构又游离于政府之外分走了大量的资源。
此时的伊朗左派们也并未与临时政府站在一起,反而盘算着利用原教旨主义者一同削弱临时政府,从中获利,并最终得到全国的掌控权,而左派不知道的是:原教旨主义者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意图,双方只不过是在互相利用罢了。
在这个背景下,审议宪法草案的73名专家中有45名宗教人员就不奇怪了,伊朗已经在迈向伊斯兰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即便如此,反对新宪法的声音依旧不小,人民敢死队就批评霍梅尼准备用哈里发体制来取代君主专制,偏离了革命的初衷。正统派乌里玛也认为乌里玛的角色不应该超出教育、指导信徒的范围,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沙利亚特马达里就要求完全删除有关法基赫统治的内容。在原教旨主义者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阿亚图拉莫塔哈尼就认为乌里玛的任务不是统治而是监督。
面对各种“杂音”,霍梅尼并没有妥协,反而坚定地回击:他举例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典型的“法基赫治国”,而反对法基赫统治又被他跟浪费“革命烈士鲜血”联系到一起。于是乎反对派就被扣上了“反先知,反革命”的帽子。
坚定的霍梅尼等到了转折的到来:1979年11月4日,因反对美国允许前国王巴列维入境的德黑兰人质事件爆发,反美浪潮席卷整个伊朗,之前要求与美国和谐共处的巴扎尔甘临时政府顿时成为众矢之的,再也无力反抗伊斯兰共和党,11月6日巴扎尔甘辞职,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接管政府。
在巴扎尔甘黯然离场之后,霍梅尼却没有贸然出击,反而禁止乌里玛参加第一届总统选举,其目的在于缓和与正统派乌里玛(如反对乌里玛直接参政的沙利亚特马达里等)的冲突。
最终曾经在巴黎担任霍梅尼顾问的巴尼萨德尔以1070万票(总计选票1400万)的压倒性优势当选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题外话,打着霍梅尼正统招牌的伊斯兰共和党候选人只获得了70万票。
巴尼萨德尔也是一个偏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反对赋予法基赫绝对权力,同样反对教士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呼吁合理解决人质危机。
可想而知,他与霍梅尼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认识到这点的霍梅尼任命了自己的亲信作为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对巴尼萨德尔进行牵制。
巴尼萨德尔虽然得到了伊斯兰社会主义、世俗民族主义、自由民主分子的支持,但他并未将这种支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教士集团”,错失良机。之后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共和党在263个席位中占据了超过130席,占据绝对优势,原教旨主义者拉贾伊成为总理,很显然:巴尼萨德尔成为了瘸腿总统。
之后教士集团继续开始了“伊斯兰化”,向教育和司法领域进军。但1980年9月22日爆发的两伊战争终止了伊朗全面伊斯兰化的进程,因伊朗在战争前期处于被动,伊朗人民指责乌里玛之前对军队的清洗瓦解了伊朗军队的战斗力,这使得原教旨主义者被迫暂停了“伊斯兰化”的脚步。
可作为军队总司令的巴尼萨德尔未能够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在局势大好的阶段未能下力气将支持者们融合为一个团结的党派,又使得原教旨主义者得到了再次扩大影响力的时机:革命卫队表现英勇、清真寺负责分配生活必需品、战争动员机构招募志愿者。这种基层工作使得伊朗平民再次投入了原教旨主义者的怀抱。
逐渐穷途末路的巴尼萨德尔最终不敌霍梅尼,1981年6月10日,他被霍梅尼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在民族阵线反原教旨主义者的集会上,霍梅尼故技重施,将“反神权统治”定义为“反伊斯兰”,巴尼萨德尔再次屈服,并在7月流亡巴黎。
在相继扳倒了巴扎尔甘和巴尼萨德尔之后,原教旨主义者的对手就只剩下人民圣战者和人民党了,而这场斗争也来到了最惨烈的一幕。
人民圣战者作为伊斯兰社会主义党派,同样拥有不小的群众基础,与伊斯兰共和党之间的斗争也最为激烈,巴列维王朝刚倒台,就开始遭到原教旨主义者的攻击,1981年6月20日的支持巴尼萨德尔集会上,不少人遭到枪杀。
作为反击,1981年6月28日,人民圣战者对伊斯兰共和党的德黑兰总部进行了炸弹袭击,当场炸死伊斯兰共和党主席贝赫什提,4名内阁部长,6名副部长和27名议会代表,总计炸死70多名高层人士。8月30日,又炸死刚顶替巴尼萨德尔担任总统的拉贾伊,以及总理巴霍纳尔、国家警察首脑。9月15日,总检察长被炸死。9月30日,武装部队总司令、总参谋长、前国防部长均因飞机失事而丧命。
霍梅尼痛定思痛,决定由乌里玛直接全面接管国家,哈梅内伊成为第三任总统。伊斯兰共和党掌控了所有权力机构,调集一切力量对人民圣战者发动进攻。
1981年8月,人民圣战者领导人之一赛阿达提被处决。
1982年2月,西亚巴尼等数名高级领导人被处决。
到1982年底,伊斯兰共和国先后抓获人民圣战者1万多名成员,处决500多人。人民圣战者开始前往国外活动。
原教旨主义者在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后仍然稳住了局面,以顽强的意志重整队伍,并最终完成了对国家的全面掌管。
清除人民圣战者后,人民党和正统派乌里玛更掀不起什么波浪。
人民党领导人过度自信,天真的认为:一旦亲西方的民族阵线等派别被清除,那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的原教旨主义者只能请人民党参加国家管理或面临经济瓦解和社会混乱。到时人民党可以在苏联的帮助下控制整个国家。
而这点小九九怎么能瞒过霍梅尼呢?原教旨主义者也在利用人民党来对抗美国,对内肃清反对派。
1983年,伊朗在两伊战争中占据上风,此时的人民党却一再迎合苏联的主张要求结束战争,此时的伊斯兰共和党认为已经到彻底摧毁人民党的时刻了。
2月5日,政府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超过1000名人民党成员,处决了包括海军司令员在内的9名武装部队高级军官,人民党领导人在电视台露面,承认自己充当苏联间谍、阴谋推翻共和国。而正统派乌里玛的代表沙利亚特马达里也早就被批倒批臭。
自此,原教旨主义者击败了各个反对派,成为了伊朗当之无愧的统治者,并得以毫无阻力的推动“去世俗化”。
讲到这里,应该就可以看出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能够在伊朗夺取政权并推行去世俗化运动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翻过这座山,才有人听你的故事。
你的政治理念再先进,你的诉求再自由平等博爱,你赢不了,那就什么都白说。
激进派乌里玛们能够求同存异,组成团结的集体,在这一点上就已经胜过其他的那些政治党派。
这次的伊朗骚乱,反神权政府的一方有没有一个霍梅尼般深孚众望,凝聚人心的领袖人物?有没有一个执行力强,敢打敢干,团结一心,不依靠外国势力的核心团体?
如果都没有的话,那靠什么来让教士集团心甘情愿的退位让贤,乖乖回寺里翻经书呢?或者说,即使教士们又被赶回了清真寺,伊朗人能不能达成共识建立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新政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