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派戏剧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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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探讨荒诞派戏剧的特征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荒诞派戏剧并不是像一些艺术团体一样,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确立和公开宣布艺术宣言。相比之下,“荒诞派戏剧”是一种被“后命名”的产物。
关于这一点,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本的《荒诞派戏剧》的译者刘国彬在译者序言的开篇便指出,“荒诞派戏剧兴盛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素有世界文化大都会之称的巴黎。它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形成派别性团体。后来,英国的马丁·艾斯林把塞缪尔·贝克特、阿瑟·阿达莫夫、尤金·尤内斯库、让·热内这几位其剧作有共同倾向性的作家所写的剧作起了个‘荒诞派戏剧’的名字,没想到这个称呼却不胜而走,并为人们所接受”[1]。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很值得玩味,但却也在情理之中的事情,那就是被归类的一些剧作家,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荒诞派戏剧”。在导论部分,马丁·艾斯林自身也提到了这一点——“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在本书所提及和论及的剧作,虽然统称之为‘荒诞派戏剧’,但是这些剧作家却并未形成任何自称的或自觉的学派或运动”[2]。
只是这一次,理论家的锋芒过盛,且大众在接受时也觉得将他们都称之为“荒诞派戏剧”亦有所道理。于是,这个概念便由此在接受的过程里逐渐取得了地位与影响力。
由此可以看出,探讨荒诞派戏剧特征的一个切入点,便是去梳理和分析马丁·艾斯林当初为何把一些剧作家的作品放置在了荒诞派戏剧的命名与维度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返回到马丁·艾斯林的《荒诞派戏剧》一书里的导论。
为什么要将这些剧作称为荒诞派戏剧?马丁·艾斯林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不过我们在本书里所论及的剧作,它们所追求的目的与传统的剧作所追求的大相径庭,因而所采用的方法,也就大为有别了。它们只能用‘荒诞派戏剧’的标准来衡量,而这些标准,则是本书旨在界定和阐明的”[3]。
通过这段论述,或许可以总结出荒诞派戏剧的第一个特点——反传统。荒诞派戏剧的作品不管是从剧本文本自身,还是到舞台呈现,都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发生了很大的区别。
紧接着,马丁·艾斯林又探讨了为何是“这些剧作家”(贝克特、阿达莫夫、尤内斯库、热内)的作品被归入到了荒诞派戏剧的命名,而“其他剧作家”(季洛杜、阿努依、萨拉克鲁、萨特、加缪)的作品却没有被归类。因为,在马丁·艾斯林看来,“这些作家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与荒诞派剧作家有所不同:他们表现人的状况的不合理,采用的形式是高度流畅和合乎逻辑的推理结构,而荒诞派戏剧则通过公开抛弃合理的各种手法,通过混乱的思路,来竭力表现人的状况的毫无意义及推理方法时不足。在萨特或加缪对旧有的程式表现出新的满足时,荒诞派戏剧却向前迈出一步,设法在其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之间求得一致。在某些意义上说,萨特与加缪的戏剧,从艺术上而不是从哲理上来说,它们在表达萨特和加缪的人生哲学上,要逊于荒诞派戏剧”[4]。
马丁·艾斯林的这段论述,通过对比的形式阐发出了荒诞派戏剧的另一个特征——创造出了新形式。萨特也好,加缪也罢,他们的剧作同样展示了人生的荒诞,但是他们展示的方式却是用具有“合理性”的旧程式来完成的。相比之下,荒诞派戏剧在艺术性上则更为先锋、走得更远。
接下来,马丁·艾斯林又将“荒诞派戏剧”与存在主义戏剧、诗意的先锋派戏剧进行对比,从而更加突出荒诞派戏剧的一些特点与独特之处——“荒诞派戏剧已经放弃争论人的状况的荒诞性;它只是表现其存在,也就是说,用存在的荒诞这种具体舞台形象来对之加以表现”[5]、“这种争取题材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完美结合,才使荒诞派戏剧与存在主义戏剧得到了区分”[6]、“另一方面,荒诞派戏剧却倾向于从根本上贬低语言,倾向于使诗意从舞台本身具体而客观的形象中直接产生出来”[7]。
由此可以看出,荒诞派戏剧的另外的显著特征是其“反文学”,当荒诞派戏剧将语言/文学的存在压制到一定程度以后,舞台上更为具象的存在负责体现出“荒诞”的语义。



